二班的课堂，与其说是教室，不如说更像一个最高级别的朝堂议政之所。
杨坚、李世民、武则天，三位划时代的统治者，各自占据一方。
杨坚身旁是高颎，神色沉稳；李世民身后站着房玄龄与长孙无忌，一人从容，一人锐利；武则天则有狄仁杰与上官婉儿随侍，一老成，一聪慧。
他们要上的第一课，名为《华夏政治制度的巅峰与演化——从三省六部到内阁制》。
授课的，是社科院的顶级大佬，王教授，他研究了一辈子制度史，对眼前这三位制度的缔造者与变革者，充满了学术上的敬畏与好奇。
“三位陛下，你们所开创或完善的三省六部制，是华夏官僚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它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冲突，实现了决策、审议、执行的分离，其设计之精妙，影响了后世上千年。”
王教授的开场白，让杨坚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自得，三省六部制，是他一手创立的。
“然而，”王教授话锋一转，“任何制度，在创立之初，都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隋初，三省职能时有重叠，中书省与门下省常因政见不合而互相掣肘，导致政令不畅，尚书省权力过大，隐有架空皇权之忧。”
杨坚脸上的自得，慢慢收敛了。
“直至唐太宗陛下时期，通过明确三省分工，设立政事堂，让三省长官同堂议事，才真正实现了相权的分割与制衡，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杨坚的面色沉静，心中却五味杂陈。他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创立的制度，最终都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
武则天忽然开口，“依先生所言，制度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那若是朕想集权，又该如何？”
这个问题，让王教授一愣，课堂上的气氛，也瞬间变得微妙起来。
王教授沉吟片刻，回答道：“理论上，要集权，就要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比如，绕开中书、门下，另设一个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处理机要奏章，这便是内廷决策。或者，大力发展科举，选拔没有根基的寒门士子进入朝堂，用以对抗盘根错节的士族门阀，这便是更换血液。”
王教授说的这两条路，正是她已经在做的事情。
“那御史台呢？”她又问，“朕以为，此乃整肃朝纲，监督百官之利器。”
“不错。”王教授点头，“御史台与谏官，是制度的纠错机制。他们拥有风闻言事的权力，可以弹劾百官，直谏君王。”
“若这利器，用以剪除异己呢？”李世民冷冷地插话，他的目光直视武则天，“朕之魏征，如镜鉴人，可见得失。而有的人，却将镜子，变成了屠刀。”
他想起武则天时期酷吏横行，无数李唐宗室与贞观老臣，都惨死在那些人的罗织构陷之下。
武则天面对这毫不客气的指责，却只是淡淡一笑：“太宗皇帝此言差矣。屠刀，还是镜子，取决于握在谁的手里，照向何人。”
“顽疾需用猛药，朝堂之上，有些脓疮，若不一刀剜去，难道要等着它糜烂全身，危及江山社稷吗？”
两人言语交锋，火花四溅，一个谈的是理想的君臣之道，一个讲的是现实的权力法则。
杨坚在一旁默默听着，他看着自己的外孙和那个取代了外孙江山的女人，为了他创立的制度该如何使用而争论不休，心中忽然生出一种荒谬之感。
而在另一间会议室里的孔子课堂，则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没有投影，没有课本，只有一张古朴的茶桌，几把椅子。
孔子与颜回、子路、子贡等弟子坐在一侧，对面，是社会学家陈教授和先秦史专家李教授。
“圣人，”陈教授先开口，用了最尊敬的称呼，“您的仁与礼，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道德基石与行为准则，这一点，历经千年无人可以否认。”
孔子微微稽首：“不敢当。克己复礼为仁，此乃吾毕生所求。”
“但是，”陈教授的语气变得审慎，“任何思想，在脱离了它的时代背景，被后世的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利用后，都可能产生异化。”
他拿起几本准备好的书，《春秋繁露》、《朱子语类》、《大清律例》。
“汉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您的思想与阴阳五行结合，构建了天人感应的君权神授体系。这强化了皇权，却也为后世谶纬之学大开方便之门。”
“宋之朱熹，以理学阐释您的学说，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士大夫的道德自律，却也扼杀了人的天性，形成了严酷的道德枷锁。”
“及至明清，八股取士，将天下读书人的思想，禁锢在四书五经的章句之内，失去了独立思考与创造的能力。您的礼，演变成了森严的等级，成了社会进步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