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傅愽文的手在颤抖。
那枚勋章躺在他的掌心，沉甸甸的，像一块浓缩的历史。青铜质地在台灯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红色的珐琅部分有几处细小的剥落，五角星上的镀金也已暗淡，但“独立自由勋章”那几个刻字依然清晰可辨。最重要的是，勋章背面那行小字：“一级 1955年 授予傅水恒同志”。
爷爷的名字。
客厅里的老式挂钟敲响了十一下，夜深人静，整栋老宅只有傅愽文房间里还亮着灯。他保持着蹲在旧樟木箱前的姿势已经半个多小时，腿早就麻了，却浑然不觉。箱子里散发着樟脑和旧纸张混合的气味，那是时间特有的味道。
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只是在帮父亲整理阁楼。这口箱子被压在一堆旧家具开过了。傅愽文一时好奇，用螺丝刀撬开了锁扣。
箱子里没有他想象中的绫罗绸缎或金银首饰，只有几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整齐地叠放着；一个用油布包裹的长条形物品（后来发现是一把没有子弹的老式手枪）；几本纸张发黄、边缘卷起的笔记本；还有一些信札，用麻绳捆着。而在箱子最底层，这个枣红色的小绒布盒安静地躺着，像是刻意被藏在了最深处。
傅愽文的爷爷傅水恒三年前去世了，享年九十四岁。在傅愽文的记忆里，爷爷总是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话很少。问他年轻时的事，他总是摆摆手：“种地的，有什么好说的。”最多就是讲讲怎么种红薯收成好，怎么挑水浇菜。
父亲傅建国偶尔会说，爷爷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但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家里成分好，文革时没受太大冲击。仅此而已。傅愽文一直以为，爷爷就是中国亿万普通农民中的一个，经历过动荡，平凡地过了一生。
可是这枚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傅愽文是学历史的，他太清楚这枚勋章的分量了。1955年首次颁授，授予抗日战争时期师级及以上干部中有功人员。全国第一批获得者，不过百余人。
爷爷是“有功人员”？还是“师级以上干部”？
傅愽文觉得自己的认知世界裂开了一道缝。他小心翼翼地合上绒布盒，将其余物品也一一取出，整齐摆放在地板上。然后他做了两件事：先是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只说有重要发现，请父亲明天务必回老宅一趟；接着，他打开了最上面那本笔记本。
扉页上用毛笔写着：“阵中日记，傅水恒，民国二十七年春始。”
民国二十七年，就是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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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傅家老宅难得地聚齐了一大家子人。
傅愽文的父亲傅建国和母亲最先赶到，接着是住在城西的姑姑傅建华一家，连远在省城工作、平时只有过年才回来的叔叔傅建军也连夜开车赶了回来。大家都被傅愽文电话里严肃的语气惊动了。
“到底发现什么了？这么急吼吼的。”姑姑一进门就问，手里还提着刚买的菜，“我本来今天约了人打麻将的。”
傅愽文没说话，只是把那个枣红色绒布盒放在了客厅的八仙桌中央。
当盒子打开，那枚勋章出现在众人眼前时，空气凝固了。
父亲傅建国拿起勋章，翻到背面，手指摩挲着那行刻字，久久不语。他的眉头紧锁，像是在努力回忆什么，又像是在抗拒某种认知。
“这……这真是爸的？”姑姑的声音有些发颤。
“箱子里还有这些。”傅愽文把军装、手枪、笔记本和信札一一摆开。
叔叔傅建军是中学历史老师，他戴上眼镜，仔细端详那把手枪：“这是勃朗宁1900，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中高级军官的配枪之一。”他又翻开一本笔记本，快速浏览了几页，脸色逐渐变了。
“哥，”叔叔转向傅建国，声音严肃，“爸当年，真的只是‘当过几天兵’？”
傅建国沉默了。他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爷爷常坐的那把空藤椅，背影显得有些佝偻。良久，他才转过身，眼中有着复杂的情绪。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傅建国缓缓开口，“我十岁那年，家里来过两个穿军装的人，看起来很威风，但他们见到爸，敬了标准的军礼，叫‘傅团长’。爸把他们迎进屋，谈了很久。他们走后，我问爸什么是‘团长’，爸摸着我的头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提了。’”
“后来文革开始，”傅建国继续说，“有人来查过，爸拿出了复员证明，上面写的是‘上等兵，1945年复员’。来查的人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妈后来偷偷告诉我，那张证明……可能是假的，或者不完整的。”
姑姑惊呆了：“妈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妈临终前才告诉我，”傅建国的声音低沉，“她说，爸不让说，说知道了对孩子们没好处。妈只说了一句：‘你爸不是普通人，他肩膀上的担子，比太行山还重。’”
客厅里一片寂静。窗外的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洒进来，光影在地板上晃动，像是时光的碎片。
“看看日记吧。”傅愽文轻声说，“爷爷自己写的，应该最真实。”
叔叔傅建军小心地翻开那本“阵中日记”，清了清嗓子，开始朗读：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晴。今日抵达辽县（今左权县），所见皆焦土。日军扫荡过后，村庄尽毁，百姓流离。遇一老妪于废墟中刨食，其子皆死于寇手，泪已流干。我部奉命在此建立根据地，然兵力仅三百余，枪械半数残缺，弹药人均不足十发。同志中有悲观者，余召之曰：日寇虽强，吾等有太行山为屏，百姓为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日记的笔迹刚劲有力，用的是繁体字，夹杂着一些军事术语。随着叔叔的朗读，一个完全陌生的爷爷的形象，渐渐在家人面前浮现出来——
那不是沉默寡言的老人，而是一个在战火中写下“倭寇不灭，何以家为”的年轻军官；不是只会种地的农民，而是能在军事地图前分析敌我态势、制定作战方案的指挥员；不是平凡无奇的退伍兵，而是曾在1938年冬天，带领不足两个连的兵力，在太行山鹰嘴崖阻击日军一个大队长达三天三夜，为主力部队转移赢得宝贵时间的英雄连长。
日记一页页翻过，抗战的艰苦岁月扑面而来：
“二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大雪。断粮第三日，炊事班长老周寻得些许冻僵的野鼠，煮了一锅汤。战士小陈将分得的一块肉让与伤员，自己饮雪水充饥。余见之，心酸难忍，然强作笑颜曰：待胜利日，余请诸君吃北平烤鸭，管饱……”
“二十八年四月三日，阴。接上级命令，袭扰正太铁路日军运输线。一排长李大有请战，其新婚三日即归队，妻送行至村口，赠鞋一双，鞋底绣‘平安’二字。夜袭成功，炸毁铁轨十余丈，然大有为掩护战友撤退，身中三弹，牺牲前紧握余手，嘱托将其积蓄（大洋五元）交与其妻，并言‘对不起’。余泪与血混，恨不能多杀倭寇……”
“二十九年八月，大旱。根据地粮荒，百姓以树皮草根为食。余令部队每日口粮减半，省下粮食分与妇孺。有战士饿晕于训练场，醒后第一句话问：‘今日可需行军？’百姓闻之，自发凑粮送至营部，老少跪求我军收下。军民鱼水，莫过于此。余暗誓：必驱日寇，还百姓太平！”
读到这里，叔叔的声音哽咽了，姑姑早已泪流满面，傅愽文的母亲悄悄递过纸巾。父亲傅建国低着头，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指节发白。
“还有这些信。”傅愽文解开那捆信札的麻绳。
信件大部分是爷爷的战友写来的，时间跨度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有的寄自北京，有的来自广州，有的甚至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寄来的。信中的称呼五花八门：“老连长”、“水恒同志”、“傅团长”、“老领导”……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历经战火淬炼的深厚情谊。
其中一封信特别厚，是1985年寄来的，署名“您的老部下赵德柱”。信纸上字迹歪斜，显然写信人年事已高或身体不便：
“老连长，见字如面。一别四十年矣，每念及太行岁月，常夜不能寐。近日体检，查出肺癌晚期，时日无多。思前想后，有些话再不说，就带进棺材了……那年鹰嘴崖阻击战，您让我带一个班绕后炸鬼子炮兵阵地，其实我吓坏了，腿都在抖。是您拍了拍我的肩，说‘柱子，我相信你’。就这一句话，我硬是带着弟兄们摸到了鬼子眼皮底下，成功引爆了炸药包……后来我负伤，您亲自把我背下火线，一路上鬼子子弹嗖嗖地过，您愣是没松手。医生说再晚半小时，我就没救了……这份救命之恩，我记了一辈子。知道您不愿提当年事，但老连长，您和牺牲的弟兄们，不该被遗忘啊……”
信的末尾，赵德柱写道：“听说现在县里要修抗战纪念馆，我托人递了材料，把咱们连的事迹报上去了。不管他们信不信，我总得让后人知道，在鹰嘴崖上，有一群中国军人，用血肉挡住了鬼子三天三夜。”
傅建国忽然站起来，走到里屋，几分钟后拿着一个相框出来。那是爷爷晚年唯一愿意照的一张相，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坐在藤椅上，表情平和。傅建国拆开相框背板，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
那是一张已经泛黄、边缘碎裂的委任状，上面写着：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命令：兹任命傅水恒同志为第129师独立团团长，此令。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七日。”
“这……”叔叔傅建军接过委任状，手在颤抖，“爸是八路军的团长？那为什么后来……”
“看看这个。”傅愽文从箱子底部又摸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后，是一份1946年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复员军人登记表》。在“原部队及职务”一栏，填的是“129师某部上等兵”；在“复员原因”一栏，写着“负伤致残，不宜继续服役”。
但在这张表的背面，用极淡的铅笔写着几行小字，若非仔细辨认，几乎看不出来：
“为潜伏计，降级备案。北平傅家七口血债未偿，倭首山本特工队余孽未清，吾当以残躯，入虎穴伺机。若成，勿念；若败，此即为最终身份。永恒，三十五年冬。”
房间里落针可闻。
“潜伏？”姑姑捂住嘴，“爸他……战后还执行了秘密任务？”
傅愽文忽然想起什么，冲回房间，打开笔记本电脑快速搜索。几分钟后，他吸了一口气：“你们来看。”
屏幕上是一篇扫描的旧报纸文章，来自1947年的《晋察冀日报》，标题是：“北平反动派暗杀我地下工作者，傅姓商人一家七口惨遭灭门”。文章简短，只说傅姓商人是“进步人士”，疑似因资助学生运动遭报复。
“傅家七口……”傅愽文指着报纸，“爷爷姓傅，他战后要求潜伏，会不会和这件事有关？‘北平傅家七口血债未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