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记者访问带来的涟漪，比我们预想的要扩散得更快、更远。
傅团长从抗大分校回来不到十天，旅部通过秘密交通线送来一摞海外报刊的影印件。纸张粗糙，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报头上《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英文字样依旧清晰可见。一同送来的，还有总部宣传部门整理的译文摘要。
我和傅必元政委在团部那间弥漫着旧纸张和烟草气息的屋子里，就着昏黄的油灯，仔细阅读着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文字。埃德加·斯诺和詹姆斯·贝特兰的报道占据了不小的版面，里面提到了“一支活跃在华北敌后的八路军部队”，提到了“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年轻指挥官傅”，更详细描述了他们所见的“一种适应贫弱装备、却极具韧性与杀伤力的新型游击战术”。
报道客观，甚至带着某种程度的惊叹，将独立团，将傅水恒团长，将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用血与火摸索出的战法，推到了一个未曾预想过的国际视野下。
“了不得！了不得！”傅政委反复摩挲着那几页译文，脸上是因激动而泛起的红光，“老傅，咱们独立团这下可真是名扬海外了！看这洋人写的，‘在极端劣势下展现出的军事创造力’，‘代表了东方战争智慧的一种独特演进’！这评价，高啊！”
傅水恒团长却显得异常平静。他放下手中的译文，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语气听不出什么波澜：“名扬海外？鬼子看到这些，会怎么想？”
一句话，让屋内原本有些热烈的气氛瞬间冷却下来。
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担忧。这些报道，是一把双刃剑。它们为我们赢得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和理解，打破了日寇长期以来的舆论封锁和污名化宣传，但同时也必然刺痛敌人，尤其是被点名的黑岛联队乃至其上层师团。以日军的骄狂和报复心，他们绝不会甘心如此“丢脸”，必然会有所动作。
“团长的担心有道理。”我接口道，手指在粗糙的桌面划过，“鬼子吃了亏，又被我们在国际上‘曝光’，很可能会恼羞成怒。下一步，要么是军事上更疯狂的报复，企图用战果来挽回颜面；要么，就是在宣传上疯狂反扑，污蔑我们，甚至制造事端，颠倒黑白。”
傅团长赞许地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老陈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必须有准备。通知各营，加强侦察警戒，尤其是边缘区和交通线，防止鬼子搞突然袭击。另外，政委，政治处和敌工科要动起来，密切关注敌占区的舆论动向，收集日伪报纸、广播内容。我们要知道，敌人会如何泼脏水。”
事实证明，我们的预判没有错。
仅仅过了四五天，敌工科的同志就冒着风险，从敌占区弄回来几张伪政府的《新民报》和日军控制的《华北驻屯军公报》。上面的内容，触目惊心。
它们颠倒黑白，将我们针对日伪军事目标的破袭、伏击，污蔑为“骚扰地方，破坏治安”；将我们与群众鱼水情深的关系，歪曲为“裹挟民众，胁迫良善”；更有甚者，一篇题为《察冀边区匪患实录》的评论员文章，竟公然声称“八路军游而不击，专事劫掠，与土匪无异”，并影射国际记者的报道是“收受好处后的虚假宣传”。
“放他娘的狗臭屁！”傅政委看到这些，气得额头青筋直跳，一把将报纸拍在桌上，“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倒打一耙的本事倒是一流！”
傅团长拿起那张《华北驻屯军公报》，目光冰冷地扫过那些充满恶意的字句，半晌，才沉声道：“他们慌了。我们的胜利，国际的报道，让他们这套欺骗世人的把戏玩不下去了，所以气急败坏。这说明，我们打到了他们的痛处，斯诺先生他们的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有力。”
“那我们怎么办？总不能任由他们满嘴喷粪吧？”傅政委急切地问。
“当然不能。”傅团长斩钉截铁，“舆论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他们可以造谣，我们就要辟谣；他们可以歪曲，我们就要揭露！用事实，用血淋淋的事实！”
就在我们酝酿如何反击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惨案，将这场舆论战推向了高潮。
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侦察连长李铁柱浑身湿透、泥浆遍体地冲进团部，他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几乎是摔倒在傅团长面前。
“团长！参谋长！政委！王家岭……王家岭没了！”他声音嘶哑，带着哭腔，眼里是尚未褪尽的惊恐与悲愤。
“什么？！”我们三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
“慢慢说，怎么回事！”傅团长一把扶住几乎虚脱的李铁柱，语气沉肃。
李铁柱猛吸了几口气，强行镇定下来，断断续续地汇报了情况。原来，他们侦察连一个小队按计划前往王家岭一带（位于我根据地与敌占区交界的一个山区村落）接应一批秘密运送的物资，并侦察敌情。临近村口时，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不散的血腥味和焦糊味。他们觉得不妙，迅速隐蔽接近，看到的却是一片人间地狱——
整个村子已化为废墟，焦黑的断壁残垣兀自冒着青烟。村口的打谷场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村民的尸体，男女老幼皆有，大多是被刺刀捅死，或被枪托砸碎头颅，死状极惨。村中几棵大树上，挂着几具被剥了皮、开膛破肚的尸首。水井被尸体填塞，小溪被染成暗红色……粗略估计，全村百余口人，几乎被屠戮殆尽。从痕迹看，惨案就发生在前天夜里，行凶者手法残忍、训练有素，极像是日军正规部队所为。
“我们在村外一个隐蔽的山洞里，找到了唯一一个活口，是个七八岁的娃，吓傻了，问什么都不说，只是发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这个……”李铁柱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布小心翼翼包裹的东西，打开，是几枚黄澄澄的子弹壳，上面清晰地刻着日文标识，还有半张被血浸透的、印着日文的作战命令残页。
作战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李铁柱粗重的喘息声和我们三人压抑的、愤怒的心跳声。
傅政委一拳砸在墙上，眼眶瞬间红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畜生！一帮畜生！！”
傅团长脸色铁青，接过那枚弹壳和残页，手指因用力而关节发白。他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眼中已是一片冰封的杀意和决绝。
“老王……”他低声念了一句，那是王家岭村农会主席的名字，一个热情而坚定的老共产党员，我们团多次在那附近休整，都得到过他和村民们的无私帮助。
“这就是证据！”傅团长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像绷紧的弓弦，“鬼子想用屠杀来恐吓我们，恐吓群众！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屈服，就能掩盖他们的暴行！做梦！”
他猛地转向我和傅政委：“老陈，老傅，这就是我们反击的机会！用王家岭乡亲们的血，撕破鬼子‘王道乐土’的假面具！让全世界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行动计划迅速制定。
傅团长负责统筹全局，并直接与旅部、总部沟通，汇报惨案情况，寻求上级指示和支持，特别是希望通过渠道，将信息尽快传递给像斯诺先生那样的国际友人。
我负责军事层面，立即抽调团部侦察连、特务连各一个排，由李铁柱统一指挥，携带照相机（这是我们通过海外渠道费尽周折才搞到的一台老旧相机，平时极少使用）和必要的测量、绘图工具，重返王家岭，进行详细现场勘查、证据固定和拍照记录。要求务必详尽、客观，不遗漏任何细节。同时，命令各营连加强戒备，提防日军可能的后续军事行动，并派出小股部队向王家岭方向警戒，保护勘查人员安全。
傅政委则负责政治和群众工作。他亲自带领政治处、民运科的干部，一方面安抚周边村庄民众的恐慌情绪，揭露日寇暴行，鼓舞斗争决心；另一方面，秘密安排人员，寻找并转移王家岭惨案的幸存者（除了那个被发现的孩子，我们抱着一线希望，或许还有其他人侥幸逃脱），并尽可能搜集更多目击证词和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