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药食可以医治。
他现在能站起来，也全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信念。
“大夫，我已经能站起来了，眼睛是不是也快要恢复了，是不是很快我就又能投入到工作中了？”宝尔满怀期待的向主治医师问道。
主治医师张了张嘴，眼底闪过了一丝敬佩和悲悯，他不知道该如何将实情告诉眼前这个充满热忱的布尔什维克战士。
他才二十五岁，还那么年轻。
可是生命，却已经像是风中残年，他究竟是有多么的拼命，才让自己的身体到了这一步!
想了想，他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这样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不应该被谎言欺瞒，也相信他有足够的信念面对任何的雨打风吹。
“我很遗憾，宝尔同志，他的脊柱损伤已无法挽回，双腿瘫痪和双目失明是永久性的。炎症和疼痛将伴随他的余生。您的身体已经不支持您再投入到繁重的工作当中了，您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好好休养，”主治医生轻轻的说道。
医生的话通常是平静、客观，甚至带着一丝同情的，但对于保尔来说，这却是一把刺入心脏的匕首。
他不敢置信的看着大夫，“大夫，一定是哪里出错了，你看我这不是站起来了吗？而且我还能依稀看到一些光亮”。
“不能了，这些都是暂时的，随着炎症和压迫的加重，您会逐渐完全看不见，双腿也会瘫痪，”主治医师的话冰冷的响起。
天不怕地不怕的宝尔，第一次感到害怕了。
然而，他所害怕的并非身体上的折磨和死亡的到来。
对于将工作、斗争视为生命全部意义的保尔来说，“无法工作”等于宣判了他精神的死亡。
他感觉脚下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碎裂了。
他一生信奉的准则是——“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而现在，他被告知他再也无法为这个事业斗争了。
这直接动摇了他生存的根本意义。
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同志们要为他这个“废人”付出无尽的精力，强烈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几乎将他吞噬。
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成了他人的负担。
他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在战场上冲锋、在铁路工地上鏖战的自己。
那时，尽管环境艰苦，但他的身体是武器，是工具。
如今，这具身体成了禁锢他灵魂的牢笼。这种对比带来的痛苦无比尖锐。
他沉默地接受这个事实，但内心却如同海啸般翻涌：
“休息？休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成了一个只能呼吸、吃饭、睡觉的活死人，一个需要别人伺候的累赘。国家抚养我，培养我，不是为了让我在角落里‘休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