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周，生活像一列按部就班的火车，沿着既定的轨道沉闷前行。
我依旧在报表和数字间挣扎，而周宇，似乎已经迅速适应了他在“筑境”的新角色，过着一种在我看来近乎“养老”的平静生活。
我们偶尔会发信息，聊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天气、新闻、或者他公司楼下新开的难吃的快餐店。
他的回复总是很及时，语气也一如既往的温和，但那种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平凡”气息，却让我越来越不适。
那个会半夜给我发疯狂设计草图、会为了一个结构难题兴奋地打长途电话来分析的周宇，好像真的随着那几次“任性”的辞职，彻底消失了。
周末，难得的好天气，阳光驱散了连日的阴霾。
周宇约我打球。这是我们大学时就保持的习惯，出汗，奔跑，在身体的对抗中宣泄情绪，找回一点纯粹的活力。
我换上运动服，提前到了我们常去的那个室外篮球场。
塑胶地面被晒得微微发烫，空气里有青草和阳光混合的味道。
到的时候，周宇已经在投篮了，动作标准，命中率也还行，但总觉得缺少了点以往那种带着侵略性和表现欲的劲头。
“来了？”他看到我，把球传过来。
我接住球，拍了两下，看着他热身时舒展的身体，一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
或许，是我想多了？
人总是会变的，也许周宇只是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追求一种更内心平和的生活？
那个关于“声控灯”笑话的遗忘，可能真的只是时间太久，或者他当时心不在焉？
对身体的记忆总不会错吧？有些烙印在皮肤上的痕迹，是时间也难以完全磨灭的。
我运球靠近他，故意用肩膀顶了他一下，像以前无数次那样，带着戏谑的口吻说：“喂，动作小心点啊，别又把你这宝贝膝盖给磕了。上次那块疤，养了半年才不明显吧？”
我说的是去年夏天，我们在这里打球，他为了救一个界外球，整个人飞扑出去，右膝结结实实地磕在水泥边沿上，当时就血流如注。
我陪他去的医院，缝了五针。
后来伤口愈合了，但留下了一道大概三厘米长，像条扭曲小虫子的粉色疤痕。
他还为此郁闷了好久，说影响他穿短裤的形象。
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发生在我们共同经历里的身体印记。
我期待着他会像以前一样，苦笑着撩起裤腿，指着那块疤抱怨几句，或者吹嘘一下那次救球有多么英勇。
然而，周宇的动作顿住了。他抱着篮球，脸上露出一丝清晰的困惑，像是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疤痕？”他重复了一遍，眉头微蹙，“什么疤痕？”
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我的尾椎骨窜上头顶，比任何空调都来得有效。
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你膝盖上的疤啊！”
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带着难以置信的急切，“去年夏天，就在这里，你扑出去救球磕的，缝了五针！你不记得了？”
周宇脸上的困惑更深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膝，然后又抬头看我，那眼神纯粹得像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关于那次受伤的记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