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仓案尘埃落定，带来的影响却如涟漪般持续扩散。
户部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赵侍郎及其党羽的倒台，空出了不少关键职位。朱元璋并未急于全部填补，而是借此机会，将一些资历较浅、但背景相对简单、更倾向于实干（或至少看起来如此）的官员提拔上来，其中不乏非江南籍者。户部衙门内，往日那种由江南籍官员主导的、近乎板结的氛围被打破，虽然暗流依旧，但明面上的效率似乎提高了一些。
朝堂之上，针对吴铭的攻讦之声暂时平息了下去。铁一般的证据和皇帝毫不含糊的支持，让那些想借此做文章的人暂时闭上了嘴。吴铭“洪武第一酷吏”、“皇帝手中最锋利的刀”的名声不胫而走，令人忌惮。
但吴铭自己却异常清醒。皇帝的“信任”是有条件的，建立在“好用”且“可控”的基础上。朱亮祖那条被强行压下的线索，以及广东送来的那份关于朱亮祖不法事的密奏，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的头顶，提醒他帝王心术的深不可测和局势的复杂。
他牢记朱元璋让他拟条陈的任务，这既是机会，也是考验。他并未急于动笔，而是首先对都察院内部试行了一段时间的“绩效考核”制度进行了总结复盘。
结果令人振奋又啼笑皆非。
振奋的是，这套现代管理理念的粗浅应用，确实极大地调动了大部分御史（尤其是年轻御史）的积极性。过去那种磨洋工、写些不痛不痒弹章的现象大为减少。为了在考评中拿到“上等”，御史们外出查案更勤勉，撰写奏疏更注重证据，院内协作也增多。都察院的整体工作效率和办案质量，有了肉眼可见的提升。
甚至有几个之前表现平平的御史，在这种压力（或者说激励）下，竟然真的挖出了几起地方官员贪墨、刑狱冤案等不大不小的案子，证据扎实，处理得当，得到了皇帝的嘉许。这让吴铭的“绩效考核”有了实实在在的政绩支撑。
啼笑皆非的是，也闹出了一些笑话。比如有两位御史为了争抢一个看起来容易出成绩的案子，差点在值房内上演全武行；还有一位御史为了凑够“办案数量”，把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也写成弹章往上递，被吴铭哭笑不得地打回去重写，并严肃强调了“案由重要性”的考评权重。
“看来任何制度都得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微调啊…”吴铭看着总结报告，内心oS，“KpI驱动既能激发活力，也容易导致内卷和短视行为。还得加上价值观引导和过程监督…嗯，下次开会得强调一下‘办案质量’和‘社会效应’的考核比重。”
基于都察院内部的实践和粮仓案的教训，吴铭开始着手起草那份关于“强化监察、防范贪渎”的条陈。
他没有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革方案，而是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其一，推广和完善“量化考评”。建议在各重要衙门，尤其是钱粮、刑名等部门，推行类似的绩效评核制度，将官员政绩与升迁降黜更紧密地挂钩，打破论资排辈，激励实干。
其二，强化异地审计与轮岗。建议加强都察院派驻地方巡按御史的权力和独立性，并定期对户部、漕运等关键岗位的官员进行异地调任或交叉审计，避免形成利益小团体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