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后的那双眼睛，锐利得像两把手术刀，仿佛能瞬间剖开来访者伪装的皮囊，看清底下藏着的心思。丁秀兰的身体挡住了大半个门，没有丝毫要请人进去的意思。
“丁老师，您好。”林正站得笔直，语气里带着对师者的尊敬，“我叫林正，从县民政局来的。冒昧来访，是想向您请教一些关于乡里教育的事。”
“民政局？”丁秀兰的眉头皱了起来，审视的目光更浓了，“民政局的干部，管到我们教育的烂摊子了？是来发慰问品，还是来统计困难户？”
她的话语里带着一股陈年的、被失望浸泡透了的尖刻。
林正没有被这股尖刻刺退，反而觉得这扇门，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推开。一个对一切都麻木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尖锐的。他平静地回答：“慰问品要发，困难户要报。但我想弄明白，为什么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退休了还得是困难户。”
他顿了顿，目光越过丁秀兰的肩膀，仿佛看到了她身后那间简朴的屋子。
“我刚从中心小学过来。看到李老师一个人，带着三个年级的孩子，在坑坑洼洼的黑板上讲九九乘法表。也看到了教室角落里，那台贴着‘实验小学捐赠’标签，落满了灰的电脑。”
他没有提任何腐败的字眼，只是陈述着他看到的事实。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丁秀s兰那看似平静的心湖。
丁秀兰握着门框的手，指节微微泛白。她沉默了片刻，那两道锐利的目光似乎柔和了一些，但随即又被更深的警惕所覆盖。
“你和他们不一样。”她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看到的，比他们多。但是，年轻人，看得太多，不是好事。”
说罢，她便要关上门。
“丁老师！”林正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王奶奶的孙子，今年八岁，本来也该在那个教室里。现在，她得带着孩子，租在县城红星小区的旧房子里，就为了能上一所像样的学校。红星小区那片地，是什么情况，您应该比我清楚。”
“红星小区”四个字，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插进了锁孔。
丁秀兰关门的动作，彻底停住了。她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的震惊，浑浊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她死死地盯着林正，像是在看一个从天而降的怪物。
许久，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泄气，有无奈，也有一丝微不可察的动摇。
“进来吧。”
她侧过身，让开了门口。
屋子里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墙上还挂着一张几十年前的黑白全家福。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混合着旧书本的纸张气息。
丁秀兰给林正倒了一杯水，是晾凉的白开水，装在一个带红双喜字的搪瓷杯里，杯口还有几处磕碰的掉漆。
“坐吧。”她自己也坐下，与林正隔着一张桌子，“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一切。”林正看着她的眼睛，“我想知道，一所曾经能走出大学生的乡中心小学，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我想知道，县里拨下来的每一笔钱，发的每一份文件，到了柳树沟，都变成了什么。”
丁秀兰拿起自己的茶杯，用杯盖撇着浮沫，眼睛却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没有说话。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墙上老旧的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不紧不慢地丈量着这段凝固的时光。
“你是何建军的人？”她突然问。
“我不是任何人的‘人’。”林正坦然地迎着她的目光，“如果非要说，我大概是那个还信‘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的傻子。”
丁秀兰的嘴角，撇出一丝极淡的、像是自嘲的笑意。
“傻子……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这种傻子。”她放下茶杯，目光变得悠远，“柳树沟小学，以前不是这样的。八十年代，我们是全县的模范。那时候，老师们住的土坯房漏雨，就拿塑料布自己补。冬天没柴烧，就自己上山砍。可那时候，人心是热的，孩子们的读书声，能传出二里地去。”
她的声音很平缓，像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什么时候变的呢？大概是……从第一笔‘专项拨款’开始吧。”她看着林正，“上面来了文件，要给我们盖新的砖瓦教室。全校老师高兴得几天没睡好觉。钱拨下来了，三十万。可最后，盖好的教室，墙皮用手一抠就掉渣，窗户框是歪的，下雨天漏得比土坯房还厉害。一查账，花了四十五万。”
林正的心沉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