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的日子过得飞快，鞭炮的硝烟味还未完全散尽，屯子里的年味便已被紧迫的现实驱散。积雪开始变得瓷实，表面在午后的阳光下泛起一层晶莹的硬壳，预示着真正的春寒料峭即将来临。秦建国、沈念秋和老支书三人，几乎没怎么歇着，年初三一过，便又重新聚在了屯部那间烧着炭盆、依旧有些清冷的办公室里。
“公社的春耕动员会定在正月十二，”老支书戴着老花镜，翻看着一份通知，“咱们合作社的报告，得在那之前递上去。最好能争取到在会上发言的机会，让公社领导和其他大队都听听咱们的想法。”
秦建国伏在炕桌上，笔尖在粗糙的稿纸上沙沙作响，他正在起草那份至关重要的报告。这不是他擅长的战斗总结，也不是简单的生产计划，而是一份需要既有高度、又接地气的“项目建议书”。他字斟句酌，既要说明山货资源的价值和开发的必要性，又要强调其对“安置教育知识青年”、“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积极作用，还得避免给人留下“不务正业”、“重副轻农”的印象。
“念秋，你看看这里，”秦建国将稿纸推过去，“关于吸收知青参加合作社劳动，并将其表现与评优、工分挂钩这一条，这样表述会不会太直白？要不要换个说法，比如‘引导知识青年在集体副业生产中锻炼成长，贡献力量’？”
沈念秋接过稿纸，仔细看着。煤油灯的光晕在她专注的脸上跳跃。她想了想，拿起红笔轻轻修改了几个字：“这样好，更符合上面的语调。还有这里，关于预计增收的部分，我们不要太强调具体数字，多用‘有望增加集体积累’、‘改善社员生活’这类定性的话。关键是突出‘计划性’和‘集体性’。”
老支书在一旁听着，不时点头：“对，头三脚难踢，咱们得顺着毛捋。报告写好了，我亲自去找公社孙书记谈。他当年搞过土产，应该能理解咱们的想法。”
与此同时，在林场屯知青点的一角，刘海正对着一张大白纸和几支铅笔发愁。沈念秋交给他的任务是绘制一份“靠山片区主要山货资源分布示意图”。这活儿听起来简单，真做起来却不容易。他需要根据赵老憨等老把式的口述，以及上次试点采集的记录，将榛子林、蘑菇圈、野核桃沟这些地点大致准确地标注在图上，还要用图例区分开来。
起初，刘海有些心浮气躁。他觉得这是“娘们儿干的活儿”，远不如去外面跑腿、打交道来得痛快。但当他真正沉下心来，听着赵老憨用粗糙的手指在地图上比划，讲述着哪片林子向阳的坡榛子结得厚实，哪处山坳雨后的蘑菇长得肥嫩时，他渐渐被那种与山林打交道的深厚经验所吸引。他尝试着用不同的线条和阴影表示山势，用简练的文字在旁边标注采集要点和最佳时节。
“这儿，这儿画岔了，”赵老憨眯着眼，指着图纸上一处，“那条沟叫狐狸沟，往里走还有个拐弯，那片儿的五味子才叫好，年份足。”
刘海赶紧擦掉修改。他发现自己那点自以为是的“见识”，在赵老憨这些一辈子与土地山林打交道的老农面前，显得如此苍白。这种认知让他收敛了几分傲气，多了几分虚心。当他终于完成初稿，看着原本空白的地图上充满了代表各种资源的标记和注释时，心里竟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踏实感。这不是为了私利的小聪明，而是为集体创造了一件有用的东西。
正月十一，秦建国带着反复修改、誊写工整的报告，以及刘海绘制、沈念秋补充说明的示意图，和老支书一起去了公社。公社大院里还残留着春节的气氛，但各办公室已经忙碌起来。
老支书直接敲开了公社党委孙书记的门。孙书记是个五十多岁、面容清癯的干部，听明来意后，很认真地看完了报告和图纸，询问了许多细节。
“……想法是好的，靠山吃山，这个道理没错。”孙书记沉吟着，“也能解决一部分知青不安心生产的问题。但是，建国同志，老支书，你们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规模搞大了，会不会影响春耕秋收的正业？第二，采集、晾晒、储存，都需要人手和场地，成本怎么算？第三，也是最关键的，销路。你们打算怎么解决？供销社的收购是有计划的，对品相、干湿度要求很严，你们能保证达标吗？”
秦建国早有准备，一一作答：“孙书记，我们核算过，山货采集主要集中在农闲的春末、夏秋之交和猫冬前，与农忙错开，由各屯统一调配劳力，不会影响粮食生产。场地暂时利用各屯现有的仓库、队部空房。至于销路，我们恳请公社能出面，向县供销社或土产公司推荐我们合作社，哪怕先给我们一个试供货的机会，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标准，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