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节？”他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声音不高，却透着一股冰冷的失望，“小沈，胡闹也要有个限度。”
“几万斤土豆眼看就要烂在地里，村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拉来了五十万，我以为你能想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结果你就给我看这个？”他指着那份策划案，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颤抖。
“办节？你知道办一个活动要走多少流程吗？你知道一个星期的时间能干什么吗？连红头文件都下不来！场地、安保、卫生、防疫，哪一个不是天大的事？你嘴皮子一碰，就想把几千上万的人弄到我们这个小镇上来？出了事谁负责？你负责得起吗？”
孙建国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当了二十年乡镇干部，从没听过这么离谱的事！这是拿政府的公信力开玩笑！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打水漂！那五十万，是张老板看在扶贫的份上才拿出来的，不是让你拿来搞这些花里胡哨、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变成了咆哮。整个三楼的走廊，恐怕都能听到他的怒火。
沈铭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任由镇长的怒火像暴雨一样倾泻在自己身上。他没有辩解，没有反驳，因为他知道，孙镇长说的每一个字，都对。站在一个为全镇负责的镇长的角度，他的担忧和愤怒，合情合理。
等到孙建国骂累了，重新坐回椅子上，大口喘着粗气，办公室里才恢复了令人窒息的安静。
“孙镇长，您骂完了吗？”沈铭平静地开口。
孙建国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沈铭挺直了腰杆，迎着孙镇长的目光，眼神没有丝毫的躲闪。
“您说的所有风险，所有困难，我都清楚。”他的声音依旧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今天来，不是只为了跟您探讨可行性。我是来立军令状的。”
“军令状？”孙建国冷笑一声，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
沈铭没有理会他的嘲讽，他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次‘土豆美食节’活动，所有开销，如果最终出现亏损，哪怕是一分钱，都由我个人一力承担。我把我的工资卡，现在就可以押在您这里。如果不够，我给镇里写欠条，从我今后十年、二十年的工资里慢慢扣。直到还清为止。”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孙建国的冷笑僵在了脸上，他看着沈铭，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
他见过拍胸脯保证的，见过赌咒发誓的，但他从来没见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方案，敢拿自己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前途和人生做赌注。
这不是冲动，这是疯狂。
可偏偏是这种疯狂里，透着一股让他无法忽视的、名为“担当”的东西。
这小子，是真的相信他的方案能成。而且，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孙建国死死地盯着沈铭，那双阅人无数的眼睛，此刻仿佛要将这个年轻人从里到外看个通透。他想从沈铭的脸上，找到一丝一毫的犹豫、心虚或者逞强。
但是没有。
沈铭的眼神，清澈而坚定，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里面映出的，只有破釜沉舟的决心。
时间，在这一刻被拉得无比漫长。办公室里只剩下墙上那台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像重锤一样，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两个人的神经。
足足过了一分多钟，孙建国才缓缓向后靠在椅背上，整个人的气势像是被抽走了大半。他从桌上拿起那包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
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变得模糊不清。
最终，他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方案留下。”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钱，明天一早，我让财政所直接拨到扶贫办的账上。”
他挥了挥手，不再看沈铭，声音里充满了疲惫。
“滚出去，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
沈铭拿起桌上那份已经决定了无数人命运的策划案，对着孙建国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没有多说一个字，转身，拉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当他走出门，看到走廊的另一头，刘闯、周凯和李红三个人，像三尊望夫石一样，正扒在栏杆上，伸长了脖子，满脸煞白地望着他这个方向时，沈铭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豪赌，才刚刚下完注。
接下来，就是牌桌上见真章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