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城那年的春天，是被消毒水味儿和铁皮围挡给腌入味的。往日里喧闹的街巷，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我们那个小区，像被时代随手扔下的一只闷罐，里头装着几百户惶惶不安的人家。空气里飘着的，不光是病毒的阴影，还有一股子更深沉、更黏稠的东西——是那种被高墙圈起来的，关于匮乏与孤寂的恐惧。
刘奶奶就住我们这栋的三楼。她老伴儿走得早，儿女像出巢的燕子，一只落在海南，一只落在深圳，留下她这把老骨头，在关外的风雪里一年年地熬着。她的腿脚是早年下乡落下的病根，膝盖像是生了锈的合页，每走一步，都发出细微的“嘎吱”声，听着都替她难受。封闭令下来那天，她对着窗外发了半晌的呆，手里攥着的那部老年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终究没拨出去。她知道，孩子们回不来，她也出不去。
头几天，靠着年前囤的米面和几棵冻得硬邦邦的白菜，日子还能捱。可降压药见了底，菜也快吃光了，那股子心慌，就像墙角阴湿处漫上来的青苔，一点点噬咬着她的白天黑夜。她怕的不是病，是那种被无声无息遗忘在角落里的死寂。
怪事，是从封楼后的第七天开始的。
那天清晨，刘奶奶拖着一条僵硬的腿，费劲地想去门口看看社区送的菜来了没。一开门，脚边却碰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里头是水灵灵的黄瓜，顶花带刺；西红柿红得透亮；还有一包她常吃的那种降压药。没有字条，没人按门铃。像是夜里一场无声的雪，悄然落下。她愣在那里，干涩的眼眶有些发潮，是社区志愿者？可名单上她这孤老婆子排得靠后，前两天问，还说物资紧。
往后的日子，这神秘的馈赠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有时是几颗土豆，一把翠绿的菠菜，有时甚至有一小瓶香油。东西总是恰到好处地解决她的燃眉之急。邻居们也在业主群里议论，谁家多了一板鸡蛋，谁家门口放了几颗苹果，都说是好人暗中相助。可刘奶奶心里却渐渐毛躁起来。她留意过，每次东西送来，都在后半夜，万籁俱寂之时。而且，从未听到过任何脚步声，哪怕是最轻微的。
恐惧的种子，一旦落下，就会在孤独的土壤里疯长。她开始失眠，耳朵竖得跟雷达似的，捕捉着门外任何一丝响动。夜的寂静被无限放大，水管里细微的水流声，楼板偶尔的热胀冷缩，都像放大镜下的蚂蚁，清晰得令人心悸。她甚至闻到了，在每次收到东西后，门口会残留一丝极其淡薄，却又绝不属于人间的气味——像是深山老林里，积雪覆盖下的苔藓混合着某种野兽皮毛的腥膻。
情绪在一天夜里达到了顶峰。那天，她的老寒腿疼得厉害，心里又惦念着南方的孙儿，翻来覆去睡不着。约莫是凌晨两三点钟，一种被窥视的感觉像冰冷的蛇，倏地缠上了她的脊梁骨。她猛地睁开眼，卧室门外，客厅的方向，似乎有极其轻微的，类似什么东西拖拽过地板的“沙沙”声。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浑身血液都凉了。黑暗中，她死死攥着被角，连呼吸都屏住了，直到那声音消失，也不敢动弹分毫。第二天早上，门口果然又有了东西。但这次，她没有丝毫欣喜，只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
她决定要弄个明白。又是一个深夜，她熄了屋里所有的灯，搬了张凳子，颤巍巍地坐到门后，将昏花的老眼死死贴在了那个冰冷的猫眼上。楼道里的声控灯早就灭了，只有安全出口那点幽绿的微光，勉强勾勒出楼梯扶手的轮廓。黑暗浓稠得如同墨汁。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她的眼睛酸胀，腿脚麻木，恐惧和一种执拗的念头在脑海里厮杀。
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楼梯拐角，那团更深的黑暗动了一下。
一个影子，无声无息地滑入了幽绿的光晕里。
那不是人。
那东西通体雪白，身形细长，拖着一条蓬松得不像话的大尾巴。它走路的姿态优雅而诡异，四足落地，悄无声息。它嘴里，或者说，是它用那条毛茸茸的大尾巴，灵巧地卷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刘奶奶的血液瞬间凝固了，头皮一阵发麻。是狐狸？城里怎么会有狐狸？还这么大，这么……通人性？
那白狐径直走到她家门口，尾巴一松，塑料袋轻轻落地。然后，它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抬起头，转向了那扇冰冷的铁门，转向了门后的猫眼。
猫眼之外，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那不是野兽的瞳仁，那里面像是盛满了碾碎的月光和古老森林的幽深，带着一种非人的、洞悉一切的悲悯与狡黠。它就那么精准地，透过那个小小的窥孔，对上了刘奶奶惊恐万状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