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夜，拆解前最后一天，李福顺带着一瓶高粱酒，爬进了1178号的驾驶室。
“来吧，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跟我说说。”他喃喃自语，也不知是说给谁听。
他喝了两口酒，然后把酒洒在炉门前。北风呼啸，但驾驶室内却异常闷热。
“我知道你们不甘心，”李福顺对着空荡荡的驾驶室说，“我也是在铁路上长大的，我明白。”
他的父亲也曾是铁路工人，1947年死于一次“意外”——实际上是被流弹击中，当时国共两军正在争夺铁路线。李福顺那时十六岁，眼睁睁看着父亲在铁轨旁咽气。
“我们都失去了太多，”他继续说，声音哽咽，“但这该死的战争结束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是建设，是让孩子们不用再听见炮声。”
风似乎小了些。李福顺感觉到驾驶室内有什么东西在变化。
他鼓起勇气，走到操作台前，手放在节流阀上。阀门冰凉，但当他触碰的瞬间，一股暖流顺着指尖传遍全身。
———
李福顺看见了一—不是用眼睛，而是在脑海中：
一个日本兵哭着写信，窗外是燃烧的村庄；
一个苏联红军士兵哼着故乡的歌谣，擦拭枪管；
一个国民党军官凝视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笑靥如花；
一群解放军战士在车厢里分享仅有的干粮，互相鼓励...
所有的死亡，所有的离别，所有的爱与恨，都在这台老机车里沉淀、发酵。
“最后一次，”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不是语言，却能被理解，“让我们再跑一次。”
李福顺明白了。这些亡灵并非想要恐吓活人，他们只是渴望完成未尽的旅程，渴望一次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告别的奔跑。
他深吸一口气，双手握住操作杆。不可思议的是，原本锈死的杆子竟然缓缓移动了。压力表上的指针开始上升，锅炉内传来低沉的嗡鸣——尽管里面没有火，没有煤，没有水。
“老李！你在干什么？”看着这一幕。
1178号的汽笛长鸣，不同于以往的凄厉，这次悲壮而悠长。车头大灯骤然亮起，光柱刺破黎明前的黑暗。
更令人震惊的是，机车的动轮开始缓缓转动，锈屑纷纷落下。
“它...它要动了！”有人尖叫道。
工人们四散退开，只有老书记站在原地，默默摘下帽子。
李福顺在驾驶室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平静。他知道这不是恐怖，而是告别。这些亡灵不是要带他去死，而是请他带他们回家。
“好，我们走这最后一程。”他轻声说，推动节流阀。
1178号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缓缓向前驶去。没有铁轨？没关系，它的车轮悬浮在离地一寸的空中，沿着一条只有它自己能看见的轨道前行。
车灯照亮的不再是报废场，而是一条横跨时间的铁路，两旁闪过无数景象：1938年的工厂，1942年的雪原，1946年的战场，1949年的欢庆...
李福顺看见了父亲，年轻时的父亲，站在月台上向他挥手。
亡灵们在他周围低语，不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归家的喜悦。
当第一缕晨光划破天际，1178号停在了报废场中央，车灯渐渐熄灭，汽笛最后轻鸣一声，如同叹息。
李福顺从驾驶室下来时，工人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是想要一个体面的告别。”李福顺说，脸上有泪痕，也有笑容。
那天，拆解工作异常顺利。老书记让人把1178号的编号牌取下，交给了李福顺。
“留着吧，做个纪念。”
李福顺把编号牌和那些在煤水车中找到的物件放在一起，埋在机务段外的一棵老槐树下。他时不时会去那里坐坐，告诉地下的亡灵们，铁路还在延伸，而和平终于降临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