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关东平原上还结着薄冰，白毛风卷着残雪，刮得人脸上生疼。我们工程队是从辽宁调来的，奉命在这个叫做黑水屯的地方修建水库。屯子不大，百十来户人家，窝在两山之间的洼地里，一条不知名的小河从屯前流过，老辈人说这河通着海眼，也不知是真是假。
我到的那天，屯里的老支书带几个干部迎出来，脸上堆着笑，眼神里却藏着些什么。握手时，我注意到他们手腕上都系着一根红绳，已经褪了色。
“李工，一路辛苦，住处都安排妥了。”老支书姓赵，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豆包。
我被安排在屯子东头一户人家的厢房，主家是个寡居的老太太，屯里人都叫她刘奶奶。她年近八十，眼睛却清亮得反常，看我第一眼就说：“年轻人，夜里别往河边走。”
我当时只当是老人家的关心，没往心里去。
水库建设指挥部设在屯里原来的小学校，墙上还残留着孩子们用粉笔写的字。开工前一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身查看图纸。煤油灯忽明忽暗，墙上影子也跟着摇晃。不知怎的，我总觉得窗外有人，可每次推开窗，只见月光清冷，哪有半个人影。
第二天破土动工，推土机轰鸣着开进坝基选址区。就在铲车要落下第一铲时，刘奶奶和几个老人突然出现在工地边缘，他们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嘴里念念有词。赵支书赶紧跑过去，好说歹说把他们劝走了。
“老思想，搞点封建迷信。”回到我身边时，赵支书解释道，额头上却沁着细密的汗珠。
工程进展很快，转眼半个月过去，坝基已经下挖了三米多。那是个阴沉的下午，天空灰蒙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正在检查土质，忽然听见挖掘机那边一阵骚动。
“李工，快来看！”年轻的技术员小王跑过来，脸色发白。
我跟着他跑过去，工人们围成一圈，窃窃私语。拨开人群，我看见一块黝黑的石碑立在泥土中，约莫半人高，表面光滑如镜，竟无半个字迹。
“怎么回事？”我问操作挖掘机的老张。
老张跳下车，搓着手说：“邪门了李工，挖到这东西后，铲子就下不去了，像是有什么挡着。”
我上前伸手触摸碑身，一股刺骨的寒意顺着指尖直达心脏，惊得我猛地缩回手。那不只是普通的冰凉，倒像是摸到了千年寒冰。
“找绳子来，把它吊走。”我命令道。
工人们找来粗绳和起重设备，可无论如何就是套不住那块碑。绳子一次次滑落，像是碑身抹了油。又有人拿来铁镐，想把它砸碎，可镐头落下却只溅起几点火星，碑身完好无损。
眼看天色渐晚，我只好下令暂停施工，派两人看守，明日再处理。
那一夜，我睡得极不安稳。迷迷糊糊中，见一白衣老者推门而入，他须发皆白，面容却模糊不清。
“年轻人，那碑动不得。”老者声音沙哑，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此碑镇着水眼，下有暗河通着东海，碑移则水发，百里成泽国啊。”
我欲问详情，却猛地惊醒，窗外天已微明。
早饭时，我把梦境说给赵支书听，他手中的筷子明显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