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子哥，怎么办？”我的声音带着自己都厌恶的颤抖。
“稳住……卫东，稳住。”铁柱的声音干涩，“老祖宗说过，遇到鬼打墙，不能慌，更不能跟着‘那些东西’走。心要正！”
他的话像是一根救命稻草。我想起家乡的奶奶，她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努力去想哨所里温暖的炉火，想班长粗糙的手掌，想广播里鼓舞人心的歌曲，用这些属于“现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去对抗周遭这令人窒息的虚妄。
就在精神稍一松懈的刹那，雾里似乎传来了细微的声响，不是脚步声，更像是……叹息？又或是某种古老的、我们无法理解的低语？伴随着这些声响，那个穿旧军装的身影再次出现，这次更近了些，依然看不清面容，但他持枪的姿态，似乎……更像是一种警戒，而非攻击。
时间失去了意义。我们守着那块清代的界碑，与迷雾中的影子对峙，与内心的恐惧搏斗。铁柱开始低声哼唱起一支旋律古怪的东北民间小调，据说能驱邪。那调子在这死寂的林中回荡，悲凉而倔强。
不知过了多久，头顶的浓雾似乎稀薄了一丝，透下一点微弱的、灰白的光。天快亮了？周围的雾气开始不安地流动，那些影影绰绰的身影渐渐淡去，最终消失无踪，连同那无声的注视一起，融化了。
当第一缕真正的天光刺破雾霭，我们看清了周围。雾散了，林子的轮廓清晰起来。
而我们的位置，让血液几乎冻结。
我们不在哨所一侧，甚至不在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我们脚下，是边境线另一边的土地！虽然只是几米的距离，但在那个年代，这是足以引发严重外交事件甚至武装冲突的滔天大错！冷汗瞬间浸透全身。
幸运的是，周围寂静无声，对方巡逻队并未出现。我们连滚带爬，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小心翼翼地退回界碑——那块真正的、标志着国界的现代界碑——我方一侧。瘫倒在地，看着彼此毫无血色的脸，一种劫后余生的虚脱感席卷而来。
回到哨所，汇报情况时，我们隐瞒了大部分灵异细节，只说是大雾迷路，误入歧境。班长盯着我们看了很久，最后只是挥挥手：“人回来就好。这事，烂在肚子里。” 他眼神深处，似乎有一丝了然，仿佛这种事，在这条漫长的边境线上，并非孤例。
后来，连队里一位快退休的、喜欢研究地方志的老文书，在一次酒后拉着我说：“小子，你们遇到的那碑，怕是光绪年间立的‘龙虎石刻’的残碑，老毛子和小鬼子闹腾的时候挪过界，死过不少人……那地方，怨气重啊。穿旧军装的？谁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孤魂野鬼，还在那儿守着他们认定的‘线’呢……”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那些雾中身影无声的注视。那不是恶意，或许是一种执念，一种跨越了时间、政权更迭，却依旧被束缚在方寸之地的、对“边界”的顽固守护。他们和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扮演着类似的角色，都被这条无形的线牢牢拴住。
那之后，我再也没在起雾天进入那片林子。但很多个夜晚，我还会梦见那块模糊的碑文，和雾中那双无声注视的眼睛。它让我对脚下这片土地，对“边界”二字，有了更复杂、更沉痛的理解。有些墙，不止砌在土地上，也砌在历史里，砌在魂灵深处。而一九六九年那个大雾的凌晨，我和铁柱，是两个不小心，同时撞上了两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