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就发起了高烧。
娘说我烧得胡说八道，一个劲地喊“别追我”、“我不是故意的”。屯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打了针，吃了药，就是不退烧。
第三天，我迷迷糊糊中听见娘和爹在门口小声说话。
“孩子是不是撞邪了？”娘带着哭音。
爹叹了口气：“明儿个我去请二舅爷来看看吧。”
二舅爷是屯里最年长的老人，年轻时就在那砖窑干过活。第二天他来了，坐在我炕头，用粗糙的手摸我额头。
“娃娃吓掉魂了，”二舅爷说，“得叫魂。”
他让我娘准备了三炷香、一碗清水、一件我的旧衣服。夜深人静时，二舅爷带着我爹去了砖窑。他们在窑口烧了香，爹拿着我的衣服喊：“铁柱，回家喽！”
二舅爷应着：“回来喽，回来喽！”
如此喊了一路，直到家门口，娘迎出来：“铁柱回来啦？”二舅爷答：“回来啦！”
说也奇怪，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烧竟然真的退了。
病好后，二舅爷来看我，坐在炕沿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他讲起了砖窑的往事。
“五八年啊，”他眼睛望着窗外，像是能看回过去，“全国都在大跃进，咱们屯也接了个大任务，一个月内烧出十万块砖。那会儿我是窑工组长，带着七八个后生没日没夜地干。”
“窑火整整烧了七天七夜没停过，人都累脱了相。后来上面又说要提前完成任务，逼着我们加快进度。我记得清楚，那是农历十五，月亮圆得像银盘子。窑里热得能烤熟地瓜，王会计说再烧怕是要出事，可没人听他的。”
“后半夜，窑顶开始掉土渣子，我喊大家快出去，可已经晚了...”二舅爷的声音哽住了，猛吸了几口烟，“轰隆一声，半边窑顶塌了下来，把六个人埋里面了。我命大，刚好出去撒尿...”
“后来公社来人把窑封了，说是意外事故。可屯里人都知道，那是累死的啊！多好的后生们，最大的不过二十五，最小的才十七...”
二舅爷抹了把脸：“从那以后，窑里就常听见动静。有人说是冤魂不散，依我看，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还在那儿干活呢...”
我听得心里发酸，突然觉得那座阴森森的砖窑不再那么可怕，反而有些悲哀。
“二舅爷，那些人的家属呢？”
“有的改嫁了，有的搬走了。王会计的媳妇就住在屯东头，这些年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不容易啊。”
病完全好后，我偷偷去屯东头看了一眼。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坐在院子里缝补衣服，背影单薄得像张纸。那就是王会计的媳妇。她偶尔抬头望向西边，眼神空洞，像是在等待永远回不来的人。
我再也没去过砖窑，但也不再害怕它了。有时放学路过，我会远远地看上一眼，心里默默地说：“歇着吧，别累着了。”
狗蛋和翠花也从那件事后变得懂事了些。狗蛋不再整天惹是生非，翠花也没以前那么娇气了。我们偶尔聚在一起，还会说起那次经历，但不再是为了吓唬彼此，更像是分享一个共同的秘密。
那年秋天，砖窑周围长出了一片金灿灿的野菊花，开得特别旺盛。有人看见王会计的媳妇去采了一把，放在窑门口。没人阻拦她，大家都假装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