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秋天，大兴安岭已然披上了厚重的金黄外衣。孙大海驾驶着他那辆老旧的解放牌货车，行驶在林区公路上。这条路他跑了七八年，熟悉得闭着眼都能摸清每一个弯道。
车是老车，人是老人。孙大海四十七岁，脸上刻着与年龄不符的皱纹，那是长年握方向盘、熬夜赶路留下的印记。他这趟从加格达奇出来，要送一批日杂货到最北的村镇去。货主催得急，答应多加二百块钱，他才接了这单棘手的活儿——必须在日落前赶到，否则结了冰的路面不好走。
车轮碾过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孙大海摇下车窗，点了支烟。林区的空气清冽得刺肺，带着松脂和腐烂树叶的混合气味。他看了眼腕表，下午三点多，天色却已经暗了下来。大兴安岭的秋季白日短得可怜，太阳早早地就向西山头滑去。
“妈的，这天黑得真快。”他嘟囔着，加快了车速。
老解放发出沉闷的轰鸣，在林间公路上颠簸前行。孙大海打开了收音机，调到他常听的频道，却只听到嘶嘶啦啦的杂音。
“又他妈没信号了。”他拍了拍收音机外壳，这招往常管用，今天却毫无起色。
开了约莫半小时，孙大海觉得有些不对劲。这条路他太熟悉了，平时这个时间应该已经过了二道河子，看见那片白桦林了。可眼下，周围的景物却陌生得很。参天的松树黑压压地立在路旁，枝杈交错，仿佛无数双手臂要向公路扑来。
他减慢了车速，仔细打量着窗外。雾不知何时弥漫起来，灰白色的，缠绕在树根处，又缓缓向路面蔓延。孙大海心里有些发毛，但还是安慰自己：兴许是走了神，拐错了弯。
又开了十来分钟，前方出现了一棵歪脖子老松树，树干上系着几条红布条，随风飘动。
孙大海猛地踩了刹车。
这棵树他见过，一刻钟前就见过。那时他还觉得这红布条扎眼，心里还嘀咕过谁这么无聊在林子里系这玩意儿。
“鬼打墙了？”他自言自语，声音在驾驶室里显得异常清晰。
东北林区里跑车的，谁没听过几个“鬼打墙”的故事？孙大海从不信这些，他总觉得那是人们迷路后为自己找的借口。可眼下，他自己却实实在在地遇到了这邪门事。
他掏出手机，果然，一格信号也没有。这也不意外，林区里信号本就断断续续。
孙大海深吸一口气，重新发动车子。这次他开得很慢，仔细记着路边的特征。一棵被雷劈过的枯树，一块像狗熊的巨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二十分钟后，那棵系着红布条的歪脖子树又出现在了前方。
冷汗从他的额角渗出来。
这次他停下车，决定下去看个究竟。开车门时，他的手有些发抖。
林子里静得可怕。没有鸟叫，没有虫鸣，甚至连风似乎都停滞了。只有那几条红布条在无声地飘动，鲜艳得扎眼。
孙大海走近那棵树，伸手抓住一条布条。布料是那种老式的粗布，已经被风雨洗褪了色，但上面的字却依然清晰可见——
“替死”。
孙大海猛地松开手，像是被烫着了一样。他又抓起另外几条，每条上面都写着同样的两个字，墨迹黑得发亮，仿佛是刚刚写上去的。
“操！”他骂了一声，转身就想回到车上。
就在这时，车载收音机突然自己响了起来。
不是说话声，也不是寻常的音乐，而是那种唢呐吹奏的、凄厉的丧葬调子。呜咽咽咽，忽高忽低，在寂静的林子里回荡，听得人汗毛倒竖。
孙大海冲回驾驶室，拼命按着收音机的开关，却怎么也关不掉那声音。唢呐声越来越响，夹杂着锣钹的敲击，俨然是一支出殡的队伍正在某处行进。
他狠狠一拳砸在收音机上，音乐戛然而止。
寂静重新降临，比之前更加沉重。
孙大海喘着粗气，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他的手背上突然传来一阵刺痛，低头一看，一双苍白的手不知何时覆在了他的手上。那手指细长毫无血色，指甲尖锐得不像活人，正一点点陷入他的皮肉中。
孙大海尖叫一声，猛地抽出手来。那苍白的手瞬间消失了，仿佛从未出现过，只有手背上几道渗血的划痕证明刚才不是幻觉。
他发疯似的启动车子，油门踩到底，老解放咆哮着向前冲去。树木在车窗外飞快后退，雾越来越浓，几乎要淹没整个公路。
不知开了多久，汽油即将耗尽时，前方出现了一点灯光。孙大海几乎是哭着向那灯光驶去，那是一座守林人的小屋。
小屋的主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姓李，在这林子里住了大半辈子。他给孙大海倒了杯热茶，听着司机语无伦次地讲述经历，眉头越皱越紧。
“你遇到‘替死道’了。”老李头最后说，“那是 warti Japanese soldiers 冤魂不散，要找替身呢。”
老李头告诉孙大海，1945年日本投降那年，有一队关东军不愿投降，逃进了这片林子，最后全部冻死饿死在了里面。从此以后，这段路就经常出现怪事，特别是每年秋天，他们死去的季节。
“那些红布条，”孙大海颤抖着问，“上面写着‘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