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轻工作人员脸上瞬间堆起了春风般温暖的笑意，与方才对我们那种程式化的、带着一丝不耐的态度判若两人。
“好的，女士您放心！我们一定按您的要求，挑选最优秀的人选！请您留个联系方式，一有合适人选，我立刻通知您！”
“年龄一定不能大，记住哦！”
工作人员殷勤地引着那位女士去登记，声音里的热度，几乎能融化窗外的寒冷。
第三节：收起倔强
这句话像颗温柔的钉子，把我和长椅上另外四位姐妹刚挺直一点的脊梁，又轻轻地、却结结实实地钉回了原位。
“6000到8000……”
这串数字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不是觉得低，而是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精准标定了我们这个年龄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折价”幅度。
就在几分钟前，我们这群“50岁以上”的人，被明码标价为“3000到3800”，伺候八九十岁、难以自理的老人。
而眼前这位雇主，用高出近一倍的价钱，清晰地划下了一条名为“45岁”的黄金线与死亡线。
空气里那根无形的弦，仿佛“啪”一声断了。
刚才还同病相怜、眼神里有点光的那几位姐妹，此刻都默默低下了头。
一种更深的疲惫和认命感，像潮水般重新淹没了我们。
我们不仅输给了年龄，还输给了那份“干净利索、端庄识大体”的、近乎苛刻的“形象标准”。
我坐在冰冷的塑料长椅上，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想笑。
这小小的中介公司，就像一个微缩的人间剧场。
一边是“买方市场”的挑肥拣瘦，一边是“卖方市场”的残酷挤压。
我们这些五十多岁的人，被一股脑地塞进“老年护理”的筐里，仿佛我们的价值，就只等同于还能动弹的体力，去应对生命最尾声的沉重。
而“青春”和“体面”，依然是能卖出好价钱的硬通货。
工作人员送走了那位女士，脸上的春风瞬间收敛，又恢复了之前的公事公办。
他走回来，目光扫过我们这一排，例行公事地问：“照顾老人的住家保姆，三千到三千八，有能做的吗？”
长椅上陷入了几秒钟死寂。
然后，窸窸窣窣地，像被风吹动的稻草人，长椅上站起三位大姐。
动作迟缓，带着一种认命的疲惫，
“我……我能做。”站在最左边，一位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身形微胖的大姐先开了口，声音有些沙哑。
“我也行。”旁边一位穿着旧羽绒服、脸上刻满皱纹的大姐跟着应和，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第三位没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双手紧张地攥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带。
那一刻，我没动。
屁股像被焊在了冰冷的塑料长椅上。
心里有个声音在喊：三千块，住家，伺候不能自理的老人……这活儿会吸干人最后一点精气神。
年轻工作人员看着站起来的三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熟练地拿起一张登记表：“地点不一样，有城东的一位，也有西郊的一位。
具体待遇面谈，但都在这个价儿。”
“城东那个……远不远？需要坐多久车？”微胖的大姐怯生生地问，她可能还在惦记着能不能偶尔回趟家。
“地址我待会儿给你们，自己看去。”
工作人员没什么耐心。
“反正都是包吃住的，一个月休两天，基本上也没什么机会出来。”
“一个月……才两天啊？”穿羽绒服的大姐低声嘟囔了一句，眼神黯淡下去。
“大姐，现在活儿少人多，就这个行情。”工作人员抬了抬眼，语气里带着一种见怪不怪的冷漠，“干不干？不干后面还有人等着。”
三位大姐互相看了一眼，眼神交流着同样的艰难。
最终，两位大姐还是都朝着工作人员的桌子挪动了脚步。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心里像堵了一块浸了水的棉花，又冷又沉。
第四节：对比的伤害
正当那三位大姐在工作人员桌前低声询问着照顾老人的工作细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绝望的认命感时，中介公司的玻璃门再次被轻轻推开了。
这一次，进来的是一位看起来约莫四十出头的女人。
她穿着一件干净的米色短款羽绒服，牛仔裤，运动鞋，头发利落地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脸上未施粉黛，却显得清爽干练。
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眼神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屋内，然后径直走向工作人员的桌子。
年轻小伙刚打发完那三位大姐“回去等电话”，一抬头，看见新进来的这位，脸上的表情瞬间像换了个人。
之前那种不耐烦和冷漠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殷勤的热情，连腰板都不自觉地挺直了些。
“杨姐，您好！今天是来找工作是吗？”他声音响亮，脸上堆满了笑意，与刚才判若两人。
“嗯，你好。我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那位四十岁的大姐声音平和，不卑不亢。
“哎哟，您来得正好！刚才还有位客户刚走，就是要找您这个年龄段的，条件特别好！我那会儿想到了您，想着您可能在户上，杨姐，你下户了？怎么不给我提前打个电话啊？”
小伙子的语速快而兴奋，仿佛发现了宝藏。
“月休四天，工资六千到八千，我觉得您符合这条件了。要求是做饭好，干净利索，形象端庄，高中以上学历，会开车就更好了。”
他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打量着她，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欣赏：“姐，我看您这形象气质就特别符合！有近期的传染事项吗？好像你还有什么证件，我忘了？”
这个叫杨姐的女人，可能也是这里的常客。
那位大姐从容地从文件袋里拿出几个小本本：“健康证、高级育婴师证、早教证、厨师证（中级）都有。驾龄十年了。之前在东家做了三年，带宝宝从一岁带到三岁，上小学了。”
“上次在咱们中介你给介绍的，这不做了，一年多，我觉得有点不合适了，所以我主动下户了。”
“哎呀！太好了！”小伙子几乎要拍手叫好，接过证件仔细看着，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杨姐，您这条件真是没得说！您放心，就您这资质，我保管给您找个好东家！工资绝对往高了谈！您留个详细电话，我这边有好几家客户，条件都特别好，他们都是需要您这样的，我一会儿联系好雇主，第一时间联系您！”
他的声音洪亮，充满了肯定和承诺，仿佛已经看到了成功的佣金在向他招手。
这热情洋溢的声音，与几分钟前对我们这群“五十岁以上”人群的敷衍和冷淡，形成了刺耳的对比。
我坐在长椅上，和其他两位还没离开的、年纪相仿的姐妹一样，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我们就像背景板一样，衬托着这个劳动力市场上残酷的“供求关系”。
那位四十岁大姐身上所拥有的——“合适”的年龄、“齐全”的证件、“干净利索”的形象，正是刚才那位挑剔雇主和这个市场所渴求的“硬通货”。
而她所受到的礼遇，也清晰地映照出我们所面临的“贬值”现实。
她可以随便炒了雇主，原因是他不缺雇主，而我们……
年轻的工作人员甚至客气地给她搬了把椅子，请她坐下详细填写资料，耐心地解答着她的每一个问题。那边是春风拂面，我们这边是冰冷的沉默。
那位四十岁的大姐似乎也感受到了我们这边投去的复杂目光，她填写资料时，偶尔抬眼快速瞥我们一下，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局促，随即又低下头，更专注地写着什么。
我缓缓站起身，没有再看向那“热闹”的一边。
我知道，我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这个中介公司，用最直观的方式，给我上了一堂名为“现实”的课。
我收起我那点可怜的倔强和幻想，默默地走出了中介公司。
这也是以后失业的我。
我忽然觉得自己多么的天真。
之前所有的愤怒、算计、甚至那一丝“晾晾他”的优越感，在这一刻，被这冰冷的市场定价击得粉碎。
52岁，住家保姆，照顾八九十岁老人，三千多块。
这几个词像重锤一样，砸得我头晕目眩。
而李先生给我的工资是7000元，我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离开李先生那个“华丽的牢笼”，等待我的，很可能不是海阔天空，而是可怕的地狱。
那个我嗤之以鼻的“家”，那个有着红色跑车威胁的“家”，竟然是我和思李眼下唯一的、也是最优质的避风港。
我，根本就没有说走就走的底气。
我该怎么办呢？
应该牢牢抱住李先生的大腿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