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问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当下除了要在东北移民实边以外，对几个特殊省份的裁撤也提上了日程。
一些人口稀少，经济实力薄弱的省份，继续保留一整套的省级治理班底，无疑是对财政支出的极大负担。
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位于北方和西部的察哈尔、绥远、热河、西康四个省份，其存在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所催生的特殊治理方案。
要理解它们，就需要明白清政府及民国政府面临的几个核心难题：
在长城沿线广袤的区域，地形复杂，人口稀少，中央政府难以直接、有效地驻扎大量军队。
这导致北方防线存在巨大的脆弱地带，极易被外部势力渗透或攻击。
设立察哈尔与热河省，本质上就是将这些“软腹地”转变为“硬前线”。
通过建立省级行政和军事指挥机构，能够系统性地在此驻军、修建工事、征调物资，将模糊的边疆地带固化成一条有组织的国防线，有效应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
这是一种时代的无奈，国力羸弱，边疆国界形同虚设，只能依托长城防线守卫内地。
而绥远的情况与之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
在蒙古、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直接推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模式，成本极高且容易引发冲突。
绥远省的设立，就是一个精巧的折中方案。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蒙古族自治区，而是一个汉、蒙等多民族共存的省级行政区。
它的作用是建立一个联络站和缓冲区。
一方面，可以在此安置来自内地的行政人员和移民，发展农业和商业；
另一方面，以此为基地，与蒙古各盟旗的王公贵族进行联络、协调，用相对温和的方式贯彻中央的意图，避免激烈的直接对抗。
先锋军强大的武装和后勤力量，使得复杂的边疆国防问题变得简单化，连民族矛盾都似乎减轻了很多。
秉承着精兵简政的原则，热河、察哈尔、绥远的裁撤便提上了日程。
而暂时得以保留的是西康省，只要西藏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西康省的战略价值就极其重要。
在内地与西藏之间，横亘着地球上最复杂、最险峻的横断山脉。
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维持内地与西藏的联系，保障人员、物资和政令的畅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西康省的设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通道”问题。
它的核心职能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确保川藏走廊的畅通与安全。
通过在西康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可以剿匪安民，设立驿站，维护茶马古道，保证中央政府的人员、军队和物资能够安全地进入西藏，从而维系对西藏的主权管辖。
可以说，西康是中央力量进入西藏的“桥头堡”和“输血管”。
这四个省份的设立，是当时国力有限条件下，为了应对特定挑战而采取的专项解决方案。
察哈尔、热河是 军事专项省 ，专司北部边防。
绥远是民族事务专项省，专司蒙汉交融与边疆稳定。
西康是战略通道专项省，专司维系内地与西藏的联系。
它们的存在，弥补了当时中央政府因力量不足而无法对边疆进行直接管理的缺陷，用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在关键区域维持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基本盘。
但如今政治军事价值要为经济建设让路，这四个省份多是经济落后、内部联系松散的“贫困区”，将其拆分并入周边更发达的经济区，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协调发展。
这项工作，其中利益牵扯极深，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迅速达成。
几个省份之间的互相扯皮，谁都不肯相让，尤其是辽宁和河北，这两个省的代表，正在就某一个县城，甚至是某一个乡镇进行逐地的谈判。
随着城市双话事人的确立，山东省被确立为备战省，作为省会的济南地位呈直线攀升，隐隐有军事中心的架势。
自然而然的，原有的城区规模已经难以匹配他的地位。
无论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还是安置大量的军政人员和军政机构，扩建新城都是势在必行。
而在工业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席卷全国之际，如何处理历史悠久的核心城区与新兴工业、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
许多旧有城市的规模与格局，已难以承载一个现代化国家区域中心的功能与气象。
对此，周辰及其主导的规划部门确立了一条明确的原则：保护与开发分离，新旧城区并存。
他力主对西安、洛阳、南京等历史底蕴深厚的古城，其核心区域内的城墙、宫殿、庙宇、传统民居街巷等历史建筑，必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修缮，不得进行破坏性拆建。
工业化与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应主要向城外寻找空间。
在这一思路下，“新城”或“新区”的概念被广泛推行。
规划师们在古城墙之外，择址建设新的行政中心、商业区、居民区和工业园区。
通过新建的道路、桥梁与轨道交通，将新旧城区有机连接起来。
古老的城墙之内，尽可能维持其历史肌理与文化氛围，发展成为文化教育、旅游博览与特色商业的核心区；
而充满现代气息的宽阔马路、楼房厂房、交通枢纽与新兴社区，则在城墙之外蓬勃生长，承担起经济发展与人口吸纳的主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