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波什尼科夫反驳道，“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我们的战略重心和最大的威胁始终在欧洲，纳粹德国正在疯狂扩军。我们在远东的任何大规模军事冒险都是不明智的。
而且，根据中共提供的情报，先锋军正规军及其控制区的民兵组织，总兵力可能在短短一年多内已经膨胀到了接近一百万人。想要武力颠覆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只会把我们自己拖入泥潭。”
这时，负责国际情报或与中共联络的另一个成员补充了一个关键信息：“我们在陕北的顾问团之前汇报过一个情况。一位与周辰有过直接接触的高层领导对他有过一个私下评价。”
他回忆着报告内容，“大概意思是：此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脉络有着异常深刻和独到的研究，这使得他对自身和势力发展的每一步都有着极其清晰的战略规划。
在追求‘救亡图存’和强大自身的目标上，他秉承的是‘不择手段’的实用哲学，一切皆可为我所用。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至上者，但同时，他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抱有极深的敌意。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也同样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他顿了顿，“不过，有趣的是，中共那边的同志似乎给他留下了相当好的个人印象。就目前观察来看，周辰对‘红色思想’本身非常警惕，但对于真正的红党人士却又表现得相当亲善和尊重。”
另一位将领若有所思地接话：“这一点可以理解。从行为模式上看，周辰显然更像一个纯粹的军人或强人政治家。
他可能不太在乎一个人内心真正信奉什么主义，而更看重这个人的能力、品行和实际行事风格是否与他富国强兵的目标相符。中共的人员恰好在很多方面符合他的用人标准。”
斯大林缓缓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用烟斗轻轻敲了敲桌面，透露了一个隐秘的信息：“我们在德国的‘红色乐队’和其他渠道，也曾发回过来自柏林高层的零星情报。
希儿元首本人似乎也注意到并评价过周辰。据传大概的意思是：‘周辰？一个典型的东方实用主义者。对他而言，只要交易条件足够让他的国家强大，他根本不在乎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是上帝还是撒旦。’”
这番来自敌人最高统帅的评价，为周辰的形象做了另一个侧面的注脚。
经过这一番深入的讨论和情报汇总，结论逐渐清晰。
斯大林最后拍板：“继续加强对东方同志的各种支持，他们是目前我们与周辰和先锋军之间最可靠、也可能是唯一的桥梁。
但我们绝不会亲自军事介入远东的混战。同时，开始非公开地撮合延安与济南之间的接触与合作。”
这时，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深邃：“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与信奉三民主义、且与我们关系复杂的国民党不同，周辰的先锋军虽然推行铁腕反腐、发展农工的政治方针，看起来颇有章法，但至今尚未提出一个统一、明确、系统性的意识形态主张。
他的阵营，在思想上还存在巨大的真空和可塑性。这片土壤，未来会生长出什么，值得我们谨慎地投下种子，并施加影响。”
克里姆林宫的这次会议，最终定下了苏联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华政策的微妙基调：谨慎观察、间接影响，并开始尝试在思想层面为未来的东方巨邻，预先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