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这不仅仅是招到一个学生，更是他知府任上第一个实实在在的“政绩”。
他立刻行文禀报布政使司：“黎平府月亮山苗寨，新开蒙学堂一所，首批入学童生四十七人……”
这行文字，在年终的考成簿上，将化为他升迁的坚实台阶。
年终考核如期而至。
贵州布政使司衙门内，气氛肃杀。
各府县的考成册堆积如山，负责审核的官员们屏息凝神。
水东知府因在任内新建蒙学堂三十所，中学两所，适龄孩童入学率高达七成，并有三人被选入西南大学堂，考绩列为 “卓异” 。
布政使的荐章与请功奏疏，已用快马发往京师。
等待他的，将是破格提拔，入京叙用。
而另一边，一个偏远州的知州，则面如死灰。
他任内钱粮税收完成得不错，狱讼也清平，但在“兴学教化”一项上，入学率不足两成，新建学堂数量也未达标。
布政使根据《教化考成法》，一票否决，当场将其考绩定为 “不取” ，并上书弹劾其“敷衍新政，怠惰王事”。罢官夺职的命运，已不可避免。
这一幕，通过官场的人情网络，迅速传遍了西南官场。
所有官员都彻底明白了皇帝的决心：兴学，已非可做可不做的“善政”，而是关乎头顶乌纱帽的“死任务”。
崇祯皇帝这套 “教育纳贤 + 普惠教育 + 考核驱动” 的组合拳，其精妙之处在于：
对上层（土司贵族），采取了 “赎买+转化” 的怀柔策略。
给予国子监的资格和全国任职的出路，是“赎买”；让其学习帝国规则、切断地缘联系，是“转化”。
这巧妙地将潜在的反对者，变成了体制内的受益者与合作者，极大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对下层（百姓），提供了 “希望+上升通道”。
免费教育、均田于民，给了他们现实的物质基础；而通过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直至进入帝国最高学府的承诺，则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希望。
这从根本上瓦解了土司统治的阶级基础，赢得了最深沉的民心。
对执行者（官员），建立了强大的 “考核激励机制”。
将教育成效与官位升降直接挂钩，利用官员对自身前途的关切，驱动他们不遗余力地去推行国家的教育战略，使他们从被动的执行者，变成了积极的推动者。
通过这三管齐下，崇祯皇帝不仅是在西南推行教育，更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工程改造。
他不仅仅是用武力征服了一片土地，更是用制度、文化和希望，重新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心。
当新一代在帝国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西南精英，开始步入仕途、反哺乡梓时，西南将不再是需要武力镇抚的边陲，而将成为与帝国血脉相连、文脉相通的核心腹地。
帝国的统治，因此而真正坚如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