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契上明确写明田亩位置、大小、四至，并永久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允许继承、买卖（需报官备案）。
同时宣布，永久废除土司时代的一切“牛租、马租、火塘钱、草鞋钱”等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
受田百姓只需按照《大明律·户律》的规定，缴纳“皇粮国税” （田赋、丁银），且税率远低于土司时代的盘剥。
此令一出，真如春雷炸响，大地回春！
无数世代为奴、在土司皮鞭下“披星戴月，食不果腹”的农奴，颤抖着双手接过那象征自由与希望的纸片（地契），跪倒在地，面北叩首，高呼“皇上万岁！青天大老爷万岁！”
他们从“会说话的牲畜”，一夜之间变成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
“皇帝分田地” 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西南的每一个角落。
那些尚未改流地区的农奴人心浮动，对土司的忠诚荡然无存。
那些被保留的土司，其统治基础也从根本上被动摇——因为他们的属民都知道，只要忠于朝廷，将来也有机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
任何试图再次反叛的土司，都将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驱使这些拥有了土地的百姓。
为巩固政治经济改革的成果，文化上的整合随之展开。
在各府、州、县治所，拨款兴建官学、社学，招募内地生员任教，强制推行以《三字经》、《百家姓》、《大明律例》为核心的儒家教育，规定土司、土目子弟必须入学，并对优秀学子提供补贴，允许其参加科举。
旨在从思想上培养对中央王朝的认同。
鼓励驻守的流官、军士与当地百姓通婚，并由官方组织节庆活动，推广汉语官话，逐步改变“夷俗”，促进民族融合。
秦良玉主导的这场“改土归流”，其深度和广度远超历代。
它不再是表面上的“改土官为流官”，而是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革命。
它通过废除世袭特权、设立流动官僚，实现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通过丈量土地、均田于民、颁发地契，实现了经济上的土地革命，创造了亿万忠于朝廷的自耕农，彻底瓦解了土司统治的根基。
通过兴教易俗，实现了文化上的整合认同。
当第一批来自水西的粮食税收和歌颂皇帝“均田”仁政的万民伞送达北京时，崇祯皇帝知道，西南这片广袤的土地，终于不再是羁縻的边陲，而是真正融入了帝国的肌体，成为了大明王朝牢不可破的“内地”。
帝国的秩序，经过铁与火的洗礼，终于在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这场变革的成功，也为崇祯皇帝接下来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