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比任何人都清楚，向科举制度动刀，意味着什么。
那无异于向全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向整个士大夫阶层，向这个帝国最庞大、最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正式宣战。
其阻力之大，其过程之凶险，将远远超过修建铁路，也远远超过在江南推行纺织业革命。
那是一场真正会动摇国本的战争。
一场输了，便万劫不复的战争。
要打赢这场战争，只靠皇帝的权力和军队的刀枪，是远远不够的。
他需要一面新的思想旗帜。
一种全新的、足以对抗并最终取代那已经僵化腐朽的程朱理学的新学说。
他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大变革，提供理论的合法性，和思想的武器。
他的目光，投向了由帝师王阳闵创立，并已在民间，尤其是在那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士子和工商业者中，开始崭露头角的“心学”。
与程朱理学那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人都成为恪守三纲五常的道德圣人不同。
心学的核心，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
它更强调内心的自觉，更鼓励人将思想付诸于实践。
这与朱祁钰所推崇的，源自皇家科学院的“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有着天然的契合点。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朱祁钰多次在深夜，于乾清宫的暖阁内，秘密召见王阳闵。
君臣二人，常常彻夜长谈。
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君臣之别，更像是一场跨越时代的思想碰撞。
朱祁钰将他脑中那些关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关于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现代思想，巧妙地伪装成自己“读史之感悟”，一点一滴地，灌输给了这位思想已经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大儒。
而王阳闵，则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为皇帝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寻找到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石。
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对传统的心学，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刀阔斧的理论升华。
在朱祁钰的主导下，一种全新的学说，开始逐渐成型。
“知，不仅仅是内心的道德良知。”
朱祁钰的声音在寂静的暖阁中回响，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知，更应该包括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对我们头顶这片星空，对世间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认知与探索！这，才是真正的‘致知’！”
“行，也不仅仅是约束自身的道德实践。”
“行，更应该是将我们所学、所知的一切，应用于改造世界，应用于富国强兵，应用于经世济民的实际行动！空谈道德，于国何益？于民何益？这才是真正的‘合一’！”
在皇帝的亲自背书和大力扶持之下，一种强调实践、崇尚科学、鼓励创新、以“经世致用”为最终目的的“景泰新学派”，开始作为一种官方显学，迅速崛起。
王阳闵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大明皇家社科院”的院长，地位与范祥执掌的皇家科学院并列。
《大明日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辟了整整两个版面的“理论版”，连篇累牍地刊登“景泰新学”派学者的文章。
这些文章，用最犀利、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毫不留情地批判旧儒学那套“坐而论道、空谈误国”的虚伪本质。
一篇名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论儒学之伪善》的文章，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程朱理学的核心教条，在整个读书人阶层，掀起了轩然大波。
思想的武器，已经准备就绪。
舆论的阵地，已经初步建立。
景泰十七年冬，在一场规模空前，所有在京四品以上官员、所有宗室亲王、所有世袭侯爵伯爵全部参加的大朝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