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连续刊发文章，详细披露了乐平案的真相，揭露陈乡绅与县令勾结的细节，大力宣扬新政在安置流民、增加税收方面的成效，并将吴永年描绘成敢于为民做主、铲除地方毒瘤的能臣干吏。
费宏亲自操刀的数篇雄文，更是引据经典，论证“通工商之利以实仓廪”与“重农”并不矛盾，反而是“补农之不足，养农之有余”的圣王之道。
但在一些私人书院、士绅的雅集上，另一种论调仍在悄然传播。
“吴永年手段酷烈，岂是儒臣所为？长此以往，官不似官，竟与锦衣卫缇骑何异？”
“《京报》乃朝廷喉舌，自然只说好话。可知那工坊之中，工匠劳作之苦，堪比牛马？所谓‘流民得所’，不过是驱民为工奴罢了！”
“农乃国之根本，如今壮丁皆被诱入工坊，田地由老弱妇孺耕种，若遇灾年，何人耕织？国之根基动摇矣！”
这些言论在特定的士人圈层中颇有市场，虽然不敢公开刊印，却以一种“清议”的形式，持续影响着士林对新政的观感，并为潜在的反对力量提供着道义上的支持。
更令人忧心的是，经济层面的反制也开始隐现。
数家原本有意竞标江西其他地区官田、或投资工坊的徽商、晋商，突然变得犹豫起来，派人致信吴永年，言辞闪烁，多是询问“地方安宁”、“政策能否持久”等问题。显然，乐平事件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广泛的地方抵制，让这些精明的商人嗅到了风险。
甚至，在漕运沿线，开始出现一些对装载江西工坊货物的船只“格外关照”，查验程序繁琐，耗时延长的现象。虽无明证指向何人指使，但其针对性不言而喻。
吴永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明的敌人似乎消失了，但无形的绳索却从四面八方缠绕上来，束缚着新政的手脚。这不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渗透在官僚体系、社会观念、经济网络每一个角落的、更为深层次的博弈。
他将目光投向了桌上那份正在完善的《江西工商管理则例（试行）》。或许，唯有尽快建立起清晰、透明、权责明确的新规则，并将执行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这套无形的“软抵抗”体系。但制度的建设，非一日之功，而眼前的困局，又该如何破解？
根蔓纠缠，暗潮汹涌。江西的改革，进入了最考验智慧与耐心的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