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八年，一直梦想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小说。我在坑道施工间隙，在信号弹频闪的哨所，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了若干篇小说。为了写这篇《小岛上来的鲁滨孙》，我走火入魔，脑袋遭了不少罪。我在海里一边游泳一边构思，顺耳眼进水脑袋被灌过。我在饲养棚里面写稿子，脑袋被驴踢过。我站岗一边往外走一边斟酌题目，脑袋还被门夹过。我到柳条寄稿子，脑袋还被傻子摸过。
我把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小说，也赖上了“海岛交通不便”。为了邮路畅通，大连港客运公司在交通船设立了邮箱。我的那篇旧新闻派上了新用场：海岛“老便秘”用上“开塞露”。我率先用上了“开塞露”，通过便捷邮路，把小说寄到《解放军文艺》。我形容自己，“往《解放军文艺》寄稿子，虔诚得如同割破血管放血。收到编辑的退稿签，只是廉价的创可贴”。哗众取宠也好，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是酸的也行，故弄玄虚过份夸张也罢，我仍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半个汉字。除了一厢情愿，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我在这上面有发表小说的可能。
自从《解放军文艺》创刊开始，全军想发表小说的业余作者、专职创作员成千上万，失败者岂止我一个？据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每日来稿太多，编辑根本看不过来，没工夫拆开，这边用小车直接往里推，那边直接往外送，如同殡葬一条龙服务。编辑事先约稿也不是都能发表，这一期排到下一期，下一期排到年底，今年排到明年，排来排去就排黄了。也有业余作者的稿子被采用，偶然性如同宫女被太监翻牌。再一想，马克·吐温最初投稿也是屡投不中，邮路像一条环形的线，挂着一篇篇退稿从东海岸转一圈再到西海岸，回到原点为止。
我的邮路是放长线下串钩，交通船怎么把线拖到大连，再怎么拖回来，即使割肉做诱饵，一条鱼都没上过钩。我千辛万苦破格提干，直到确定转业，仍没被“太监翻牌”，没在《解放军文艺》上面发表处女作，直至被熬成一个无人问津的“老处女”，让我死不瞑目。有人趁火打劫，为刘萤开出这样那样的条件，表明不在意她已经登记结婚。虽然都被刘萤顶回去，但是，我仍感到了威胁。
为避免陪了夫人折了兵，我征得刘萤同意，决定马上举行婚礼。刘英雄赖在家里不走，眼看到了“五一”，仍没借到房子。我的档案没移交到地方，关系没落到报社，仍没有资格排房子。我心急如火，天天去军转办查档案。管理档案的老头查看登记表，问：“你年龄不小，职务不算高。”我话一出口覆水难收：“我犯过错误。”他刨根问底，悄声问：“哪方面？”我又将错就错，悄悄地告诉他：“作风问题。”他把嘴凑到我耳边问：“什么程度？”我继续顺嘴胡说：“都有了孩子。”他瞪了我一眼：“部队没处理你个逼养的复员，偷着乐吧。”
我虽然迈出了部队的门槛，仍是报刊门市里面的常客。自从被确定转业之后，我只买地方杂志，对解放军文艺杂志看都不看，仿佛每个汉字都是一粒燃烧的火炭，能掉到身上。我虽然不看，仍买了这一期的《解放军文艺》。
入伍八年，我攒了八年的《解放军文艺》，一期不拉，留作纪念和收藏。放在小屋里的九十多本《解放军文艺》，仍被我视为至宝。回去之后，老头儿见我拿了一本杂志，鼻子不鼻子脸不脸地说：“人都没地方住，这些破书烂本子还占地方，要是没有用，赶紧卖给收破烂的。”我随意抽出一本解放军文艺，就像小时候在生产队苞米秸子垛抽苞米秸子，看里面发表什么东西，再全部卖掉。
这一期《解放军文艺》的封面要目，是权延赤的中篇小说《失足未成千古恨》，唐栋和许军的短篇小说《黄昏的回忆》、《流向邻国的河》。翻开封面，扉页是《编者的话》：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也包括举办了一期笔会，我们终于把这期小说专号奉献到大家面前了。这是一本中青年作者的作品会（荟）萃集。唐栋、简嘉、方南江，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得者；至于写过《熊员外和焦老旦》而受过老作家孙犁同志称赞的李志君，因写《黄埔五期》而引人注目的周大新，以《第三代开天人》获得广泛赞誉的权延赤，擅长于描绘西南边境特色的徐军，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他们的作品《失足未成千古恨》，情节曲折而真实，一个女青年被骗，居然引出了一个工厂的巨大改革，发人深思；《黄昏的回忆》是一出悲剧，它涉及到伦理道德等问题，给人启迪；《哨所小夜曲》虽然没有多少故事，但在主人公自我意识的流动中，展现出了一个美妙的内心世界，行文幽默风趣；《流向邻国的河》，则是一幅用边疆美与战士心灵美的丝线织成的五彩缤纷的图画。这些作品尽管风格各异，但都表现了作者们思想的敏锐，艺术上的探索精神……
当我读到下半部分，顿时停止了心跳和呼吸！编者继续写道：
……当然，我们也不唯“名”是尊，十分重视新人新作，是本刊的一贯宗旨。我们每年发表的作品中，新人的处女作占相当大比重。这一期中的董太锋、曹岩、李万福、欧之德、谢平伟等，他们的名字人们是陌生的，他们的作品呢，《小岛上来的“鲁滨孙”》也好，《明天，将从另一个早晨开始》也好，《前方的彩云也好》，《黄金啊黄金啊》也好，这样那样的不足，如此这般的稚嫩，大约都是难免的。但也许唯其如此，才同时显出了它们的勃勃生机。我们愿为这些幼苗浇水施肥，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大树。
小时候，我有一次到生产队苞米秸子垛，随意抽出一棵苞米秸子，上面竟遗留一穗沉甸甸的大苞米！一垛三、四层楼高的苞米秸子垛，起码有一万多捆。按每一捆十棵苞米秸子估算，起码有上亿棵苞米秸子。再加上其余三垛苞米秸子，这种偶然性只有几亿分之一，相当于一颗精子穿透卵子的概率了！我在九十多本《解放军文艺》杂志中，随意抽出一本发表我处女作的杂志，比抽苞米秸子得到一穗苞米更具有偶然性！况且，我压根儿不知道处女作已经发表。
目录上，我排在着名军旅作家周大新之后，业余作者之首。我的名字前面标注“沈阳军区”，作品插图占了对开版面。这篇小说我修改几十稿投了几年，弄不清是哪一年哪一稿被“翻牌”。我终于知道小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也转业离开了部队。如果早一个月看见，完全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留在部队并非没有可能。我拿了杂志往外走，到了码头才清醒过来，什么都晚了！我捶胸顿足，找处没人的楼角后面，想大哭一场，怎么也哭不出眼泪，倒是痛快地撒了泡长尿。
我又去军转办询问，老头说：“大部分档案都到了，只有少部分没到。”老头找了半天没找到我的档案，认真地对我说：“我在军转办工作十几年，几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最后都被改做复员处理，你赶紧回部队活动活动。”
我仿佛真的做过不齿之事，赶紧躲开，再不敢来查档案，逃避“处理”。我在小屋里胡思乱想，一定是岛上“五好”和“大红花”的那件事犯了。呆了几天没有事，我刚敢出去透口气，马上有人为我捎来编辑迟到的两封信：
董太锋同志：《小岛上来的鲁滨逊》一稿我们刊用。但具体发哪一期尚难确定，容后告。你的文笔活波，轻松，只是前边叙事部分多了些，有几处议论也直了些，我们可删改一下既可。望加强联系。若有新作，盼寄。谢谢！
致，礼。小说组 刘增新 x年x月xx日
董太锋同志：稿子已编，拟发x月号。我删掉一千多字，有些地方议论直露了些。海岛部队的生活是有特色的，只要把这些特点写出来，本身就有文学价值。本刊7月号发的崔京生同志的《神岗四分队》也是写海岛生活的，很有借鉴之处，值得一读。你基础不错，只要认真深入，挖掘生活，精心提炼，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望你努力。若有新作，盼寄。速来信！致，礼！刘增新 x月x日
我赶紧给刘编辑写信，没披露自己已经转业，编个理由，说刚刚接到他的来信，对没及时复信表示歉意，万分感谢他的厚爱，一定好好创作做为回报。
我千辛万苦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处女作，守在身边竟没看见。天哪！我不该转业呀！我心里哭的天昏地暗，沮丧得恨不能撞墙上吊卧轨投海。我再一想，终于等来了十几年的梦中佳丽，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和侥幸。要是能用时间换空间多好，我及时看见作品、接到编辑来信，既能得到刘萤也能留在部队，弄不好已经调离海岛，到军区政治部做专职创作员了。处女作就是刘萤、刘萤也是处女作，鱼和熊掌都要。即使有这等好事，轮到我也得被命运偷梁换柱，还不如没有。我毕竟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怎能不想入非非。
那天我做了白日梦，梦见军区创作室副主任胡世宗满天津街地找我，通知我去参加笔会。我醒来之后，被无边的失落裹挟，跌进了宇宙黑洞，没有时间没有国籍没有……那天早饭后，我送刘萤上班回来，钻进小屋里继续“没有时间没有国籍没有政治没有尊严”。刘英雄也该进来了，在小屋门上敲打撞击震慑，宣示主权。我没被限制人身自由，也没被宇宙黑洞所吞噬，有时间有政治有国籍有尊严，还有一星亮光在前方若隐若现，自始至终地引领我向前，艰难地探索。
我想起罗曼·罗兰的话：
很多人在半路迷失了，只有极少数人有足够的耐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等着这束光舒展开来，将这一束微光牢牢地握在手中……
刘英雄大概有事，今天没来。我在小屋里憋了半天，该出去撒泡尿洗把脸吃点东西喝点水，然后到中山广场见见阳光透透气，到报社找编辑谈谈稿子。
我推开小门没等起身出去，刘英雄在外面用钥匙开门。我赶紧缩回脑袋关紧小门，屏住呼吸一动不敢动。小门被一把拉开，刘萤兴冲冲地说：“你被留在部队了！”我瞬间跳出黑洞返回大气层，眼前顿时阳光灿烂：“谁说的？”
刘萤说：“干部股田股长来电话！了”我出了门一阵猛跑，不顾一切地穿越滚滚车流，到部队招待所打电话核实。田股长说：“你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又被部队留下来了。你的档案早已经到老地方，幸亏掉在桌子么，我一概不知。
我和常有全得知自己又被留队一样，穿上留作纪念的军装，买船票回岛。我还被提了一职，成了排球场上的“自由人”，等待上级安排。团长在干部大会上愤愤不平地说：“有的人已经转业了有被留下，还提了职，撅x找便宜。”
他哪里知道，这“便宜”的沉重和价值。我向政委请求，到艰苦的老铁山哨所任职。政委说：“你是军区破格保留下来的人才，由军区安排。”
我的名字已传遍了沈阳军区，更要尽快走出海岛，就像“走出小西山”。刘萤随时可能怀孕，举不举行婚礼无所谓，必须要有个落脚之地。我被房子问题推到了悬崖边上，想尽了种种办法没有任何办法，条条妙计都是无奈之计。
刘萤气愤地说：“他们有住处都往家里挤，我们没有住处却不能住在家里，岂有此理，我们哪儿都不去，就住在家里。”我说：“你还是和爸爸、哥哥商量一下。”她说：“和他们越商量越麻烦，还不如不商量。你别管了，我安排。”
刘萤说干就干，和我俩到“天百大楼”买了两用沙发。我们俩搬不回来，我说：“我到火车站雇俩个人。”她笑着说：“在我的家门口，你什么不用管。”
“小甜梨”是个仗义的小伙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刘萤是发小。他在公园遇见小流氓调戏一个姑娘，上前把小流氓打倒在地。姑娘吓蒙了，竟一把抓住他不放，大喊大叫“抓流氓”。他被人们扭送到派出所，赶上“严打”，被判了三年刑。刘萤出去片刻，叫来了“小甜梨”。“小甜梨”是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在家门口开了家裁缝铺。他客客气气地说：“姐夫，有事叫我一声就行了。”
“小甜梨”带我们去“天百”，主任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叫来几个男员工，把沙发抬到外面，用三轮车送到家门口。刘英雄得知妹妹买了家具住在家里，准备长期在家里坚守。他听见“小甜梨”的说话声，赶紧躲进小偏厦子里。
门楼太低，沙发搬不进去。岳父两面光：“沙发太大，搬不进去。”“小甜梨”没说话，刘莹找拿把斧头，他把门楼砸下来，竖起沙发抬进大屋里。他又帮忙买了立柜，都是“天百”员工们帮忙，搬进家里。沙发挡住了炉筒位置，我说：“冬天没法安炉筒了。”“小甜梨”说：“我姐到你家你管，你到了我姐家我姐管。”
他把门楼重新安好砸牢，离开回裁缝铺。“小甜梨”让我想起战友刘忠贵、在春和电影院看电影的那一幕。大连的每个城区都有霸主。城市的霸主和农村的高草刺头不一样，还管家事，嫉恶如仇主持公道。刘英雄这类人，在农村被称作“有尿往家泚”的炕头汉子。他们对外人有说有笑，对自家人横长鼻子竖长眼，和董云华倒有一比。我在他眼里是个农村人，只配到这座城市里当民工。农村人娶了他妹妹，让他痛心疾首，还占他家房子结婚，是可忍孰不可忍！小妹妹对象家里有房子，也挤在这里，他笑脸相迎，却对我寸步不让，坚决扫地出门。
那当时在街上，几个男人殴打一个弱女子和残疾人的事情，也有发生，正如鲁迅所说：弱者见了更弱者，也会愤怒地拔出刀来。如果和他来硬的拼命，会吓得落荒而逃。刘萤不想惹爸爸生气也怕我受委屈，才找“小甜梨”撑腰。
我俩绝不是如刘英雄所担忧的那样，占住不走。刘萤四处借房子，借到了马上搬走。我俩在大连说，到农村家里结婚。到家里说，已经在大连结婚了。
柳叶眉知道我们住在家里，准备亲自出马搬进来，大闹一场。此时此刻，葛小兰在月季街为我们借了一间房子。房主常大姐和前夫闹离婚，让我们住一年，她回爸爸妈妈家里住。我和刘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仿佛我们的生命只剩下了这一年。我俩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买了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小甜梨”又砸下门楼，将沙发和立柜抬到大街上，装到三轮车上，帮我们送到月季街。
两用沙发白天折叠起来坐人，晚上打开睡觉，其他东西放在地上。尽管简陋而寒酸得如同野营，我俩仍满足得不行，过起了幸福温馨的小日子。
每天早饭后，我送刘萤上班，回来写长篇小说《岛的故事》。半下午我再去刘萤单位，下班后把她接回来。我们憧憬未来，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我们都让他成为最幸福的孩子。我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做天下最伟大合格的父亲。”刘萤充满柔情地说：“我要做天下最慈爱的母亲。”刘萤请了婚假，葛小兰陪她到理发店烫了头发，做了结婚礼服。她要给我做一套西服，我说：“我穿军装最好。”
那天回天津街，我正式拜见岳父，叫“爸爸”。葛小兰和连襟、二姨姐到火车站送亲，祝福我们新婚愉快。我提前和那人、姐姐说好，让那人开车送我们回去，让刘萤得到尊重。我们到瓦房店火车站下火车，提着东西出了检票口。
检票口外面，姐姐已经领着小外甥女在等候，自行车后面放着一捆菠菜。她别的话没说，让我们顺便把小外甥女带回家，自己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问小外甥女：“你爸爸怎么没来接我们？”她说：“爸爸接别的新娘挣钱。”
刘萤仍沉浸在幸福之中，我却感到一阵寒意袭来。
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人多车少。我们带了许多东西外加一个孩子，等了七个小时才坐上汽车，傍晚才到家。好在是私家汽车，路过小西山，大西山是终点站。否则在永宁下车，半夜三更才能折腾到家。得知我又被部队留下，父亲比娶了儿媳妇都高兴。他张罗杀猪，请全屯人贺喜，被我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