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茬茬变老，只有“青年节”永远年轻。
东方红的信中全是好事，准备到县武装部工作，县长准备接见，准备加入 “县文协”，准备到“辽宁大学”创作班学习，准备参加“星海笔会”，有新的诗作准备发表……“好事”都在准备阶段，悬而又悬。我写信告戒她冷静谨慎，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将“准备”变成现实，靠优秀作品推动自己持之以恒。
招待所大院外，方华推着童车，和几个携儿带女的家属展示“杰作”。她扶着孩子走路，抬头朝我微笑，我也报以微笑。大嫂说：“董干事，你看芳华都抱孩子了，你着不着急？”我说：“着急。”另一位大嫂挑逗：“你哪儿着急？”我说：“哪儿都着急。”“你眼光别太高，往上看也要往平看。”“我还往下看。”
我不自贬也不自恋，每当钦佩自己，都对着镜子深鞠一躬。晚上又看一遍电视剧《霍元甲》，看几遍激动几遍。宿舍走廊里灯泡不亮，平日里，我闭上眼睛也能摸进来。此时，我不抽烟，口袋里却有一盒火柴。此刻，我偏偏要划根火柴照亮。门旁边，偏偏放了一桶汽油。火柴照亮了汽油桶，我立刻将火柴熄灭。
我这才想起来，我向抽烟的王干事要了盒火柴，准备触烧落在墙上的蚊子。
汽油是我给邓师傅要的，我没在宿舍，放映员小张放在宿舍门口。许多猝不及防的惨剧，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上一秒是你自己，下一秒就是焦炭。
“光棍楼”的弟兄们，为李副主任摆酒告别。他一遍遍地重复：“我不喝，喝了怕受不了。”瞅人不注意把酒干了，又把酒杯倒满，大家装作没看见。
他动情地说：“我当兵二十年，一是没去想自己什么时候转业，现在已经来到了眼前。我二是没去想自己什么时候能死，好像一块儿来了……”使了好大劲才没哭出来，又重复，“我不喝，喝了怕受不了……”偷偷干杯，偷偷倒满。
和往常一样，喝完酒，大家把他送进宿舍，然后站在走廊两边，等他开门出来，在走廊里扶着两面墙，一边来回走一边“嘿嘿”笑。这一次，他没出来。
第二天起床号响，李副主任照样出操，回来倒硫酸，把小便池打扫得干干净净。上午，大家到码头为他送行。摘下领章帽徽的他竟如此矮小，含泪和大家握手告别。他站在登陆艇船甲板上招手，直到一抹草绿色消失在老铁山背后。
铁副主任转业，离开海岛那天中午，一个人坐在在办公室里等车。我走得晚，他正就着开水吃饼干。我进去敬礼，他起身郑重还礼。我跑回食堂，端来自己的那份饭菜：“副主任，您吃饭。”他眼睛湿润，一句话没说，和我紧紧握手。
我到处帮忙，可惜部队没“帮忙”这一编制，否则早被调到大机关，职务直线上升。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报道和宣传，哪里缺人手到哪里帮忙补缺。
为了提高部队干部文化水平、抓文凭，转业后尽快适应地方工作，团里奉上级指示，在“东水口”守备连简编后闲置的营区内，举办文化补习班。两个月之后，警备区文化处和要塞区文化科前来考试。文化干事休假，去当教员影响升迁，很让李主任为难。如果补习数学课，就没我什么事了。补习语文课，我可以大显身手。李主任想让我去，再一想也不能什么都让董太锋干，无法开口。
一想到几十个弟兄的前途命运，我主动请缨当教员，李主任非常满意。
“柳条”和“东水口”只隔一道山坡，气候“一岛两制”。“柳条”槐树开花，“东水口”刚打苞。“柳条”槐花谢了，“东水口”刚刚绽放。“柳条”的人们穿半袖衫，“东水口”的人们穿长袖衫。“柳条”树叶落了，“东水口”仍绿树成荫。“柳条”下雪，“东水口”雨夹雪。“柳条”晚上刮风下雪，气温下降十几度。“东水口”晚上下雪，白天小雨，不是“一夜连双岁”，而是“一夜连双季”。
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核心人物，如同张老万屯的张老万，北小圈”的高三连连长“老圈”盖房子，老铁山哨所所长王东，码头管理所所长王传跃……
在“东水口”，虽然见不到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却能见到意想不到的人。
在岛上虽然走不丢毛驴，人却可以天各一方。和我同年入伍的赵义兴，自从新兵连解散之后，我以为他已经转业、他以为我复员，没想到在这里见面。
他在大连市内长大，上山下乡到复县永宁公社，从知青点入伍。他早已褪掉了城市胎记，如同把一块陆地上的石头扔进海里，生满海红、海菜和牡蛎。他很少提起父母，却念念不忘农村的房东大爷大娘，总想找机会回去看望。
栾江华是修理所枪械技师，离开了武器一言不发。他到政治处帮忙，其实是免职。他平日里不朝面，每到星期六从宿舍里出来，找到我：“小董，给我点儿信封和信纸。”我给他几只信封和两本稿纸，他拿回宿舍一呆一个星期，仿佛靠信封和稿纸充饥。他只在周末和节假日喝完酒，才启动行走和语言机制。他站在机关大院中间水泥台上，颤颤地喊一声：“广鹿哎——”转身离开回宿舍。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栾江华，以为他已经转业，他已经到东水口一年多了。
“东水口”是干部储存库，营房随便住，只要不长眠，可以睡懒觉，不出操也不会被首长堵在被窝里。和姑娘幽会只要不说，养了孩子都没人知道。
薛妃婷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上过战场听见炮响的军人。没人把他当作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薛妃婷，而是个滑稽可笑的薛妃婷。他是南方兵，吐词不清行为怪异，许多行为让人无法理喻。在岛上服役的军人，除了下岛休假，再是盼望家信。每当来船，收发室门外挤满了各营、连前来取信的人。不管先拿后拿都会把信拿到手，先拿到信的人只为提前享受片刻优越。人们迫不及待打开信，眼睛沾在信纸上，就像瘾君子吸食鸦片。没收到家信的人无比失落，仿佛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薛妃庭当收发时，收发室门窗紧闭，团长想进去都没门。
有段时间家里不来信，我快急疯了，天天盼望来信。老薛告诉我：“有你好几封信，让我放在‘无主信箱’里。”我急了：“你怎么不放在政治处信格里？”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你那么盼望来信，怕弄丢了。” 我赶紧来到大门外查找，“无主信箱”空空，信早已不翼而飞。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团里换了收发。
薛妃庭随即人间蒸发，大家都以为他转业或者调走了。在东水口，我也见到了薛妃庭。他结婚归队后，和新婚妻子住在家属房里。老薛买了只母鸡，晚上请我和“金厅长（司务长）”喝酒。我俩如约来到家属房门外，屋里传出“咚咚”声。天黑了，屋里没开灯。听声音不像剁小鸡，像剁人。我喊了一声：“老薛！”“咚咚”声戛然而止。我们推门进去，里面黑咕隆咚。我喊：“老薛！”仍没人答应。我俩刚要出去，黑暗中“嘎嘎”一声怪笑：“哈哈！你们来啦？”
我俩毛骨悚然。他妻子没在，只有他一个人，难道他把妻子剁了？我点燃蜡烛，只见地上、床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东西。锅台上放了一条没剖的鱼，连只碗都没有，不知道夫妻俩怎么做饭吃饭。原来，老薛摸黑在里屋案板上剁小鸡。我问：“你妻子呢？”他说：“她早上坐登陆艇到大连，回十万大山去了。”
我睡的大宿舍曾经住过一个班，现在十床九空，像阵亡了九位战友。夜里，我总觉得另九张床上都睡着人，鼾声此起彼伏。流传在岛上“长发缠颈”的凄美故事，就发生在窗外通往海边的柳树丛中。夜深人静，战士们上岗下岗经过柳树丛，似听见姑娘的啜泣，回到营房发现脖颈上，被一根女人的长发缠绕。
十几年前，一位美丽的姑娘暗恋副连长，岂不知副连长已经有了心上人。副连长离开海岛回家结婚的那天晚上，痴情的姑娘在柳树下自缢殉情。这个故事传遍了整个要塞区，让多少代官兵动容。我每天晚上下海游泳，都从柳树丛中来回经过，没听见姑娘的啜泣，也没被长发缠颈。如同发丝般柔软的柳丝，轻轻地拂在我的脸上和脖颈上，仿佛与姑娘耳鬓厮磨如影随形，伴我一同走回营房。我进到宿舍里，姑娘也跟进来，在冥冥中深情地注视着，让人只想痛哭一场。
那天晚上我游泳回来，躺在床上刚要睡过去，看见那姑娘站在床前。我从床上爬起来，吓出一身冷汗。不可思议的是，我的脖颈上真的缠了根长发。
司务长于忠凯酷似电视剧《上海滩》里面的“金厅长”，躺倒就睡，鼾声如雷。我把内务搬到他房间，和“反面人物”同居一室。我实在受不了“金厅长”的鼾声，把长了草的小仓库收拾干净，搬进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张木床。
五月的东水口早晨，静的出奇。公鸡单调地啼鸣，像初学小号的新手练号。
对于我来说，说“备课”还不如叫“贝壳”。一个真正的老师，除了讲授课本知识，更要将知识延伸到课本之外。有创新有发展，才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想像力，竖立更高的奋斗目标和追求。我把学习班命名为“东水口大学”，自任校长和教授，学员们感到非常自豪。第一天我讲的第一堂棵，学员们就被深深吸引。
我风趣幽默的语言，让沉寂的东水口不断爆发出笑声。我帮“金厅长”列出表格，制定食谱，安排学员们轮流出公差做饭。我把重要课程安排在上午，中午休息时间延长一个小时。下午提前放学，让家属随军的干部们早早回家。
营区周边没有老百姓，除了涨潮退潮，再是海浪的喧嚣和海鸥鸣叫。每天清晨，海鸥的聒噪就是起床号。军旅诗人胡世宗写过着名诗句：
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
耸立着我们小小的哨所。
每天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
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
这里是世外桃源，仙山琼阁，人间天堂。我每天早早起床，把海平线上的第一缕阳光迎进广鹿岛，让太阳最先把我照亮。我顺着海滩跑到唐洼，再跑回来。每天退潮，我带领学员们拣海红、海螺，钓黄鱼、黑鱼，戴水镜潜水碰海参改善伙食。我们还收拾了菜园，种了芸豆、黄瓜、茄子、辣椒、大葱等。每当老百姓的渔船在岸边停靠，我都让他们到营区内休息。我们送给他们蔬菜，他们送给我们海鲜。那天风大，“金厅长”没买到海物，说：“老董，帮我想想办法。”
我和栾江华沿着海滩，一直往南走。在山背后窝风处，一艘老百姓的渔船靠在岸边，我和一位渔民攀谈起来。他说：“我二姨父住在北小圈，一次半夜三更孩子发烧抽了，高三连文书去给打针，救了一命。”我说出他二姨父家里的具体情况，说：“文书就是我。”那个渔民二话不说，把一大筐鱼白送给我们。
每当新事物出现，我马上学习接受，跟上时代的脚步。第六套广播体操颁布，我马上对着报纸练习。我每天十点打开收音机，教学员们做广播体操。中午，我教学员们游泳。星期六上午，学员队会餐，弟兄们尽情享用海鲜和啤酒。
寂寞时我来到海边，掏出手枪朝海里射击。尖锐的枪声在空旷的海空之间回荡，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附近的群众奔走相告，说：“老连队又回来了！”
有的老百姓神秘地说：“老连队一直没走，住在坑道里，晚上出来。”
我借鉴田忌赛马减少冗赘，不拘泥于教材，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教学方法上，我突出重点因人施教，对花岗岩脑袋施用重锤。我让优等生带差等生，让中等生齐头并进，后进向前进，先进更先进，再增加难度。我把考试形成制度，课堂上临时考，出其不意随时考，每天一小考两天一中考一个星期一大考。学员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星期天不回家，晚上学习到三更半夜。
我尽量脱离教材，培养学员们的自觉叙述和描写能力，开了演讲课，人人都有绝活。学员们再回头看教材，恍然大悟：教材这么简单，课外教材如此丰富。
两个月过去，师里任干事陪警备区刘干事一行，到“东水口”检查考核。我介绍完学习情况，检查组对学员进行考试，一半达到优秀成绩。刘干事和任干事很满意，称我是“广鹿东水口大学”校长兼教授，一雪旅顺的“数学之耻”。
回到团里，李主任放我一个月假，时间由个人支配。和以往一样，《小岛上来的鲁滨孙》多次被编辑退稿。我认真解读《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小说，不再急功近利。我读了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等着作，看完一篇小说，就能丝丝入扣进行分析，写出评论文章。我被那些理性的东西套住，再下笔时无所适从。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但是，我要做一只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孵小鸡的鸡妈妈。我索性停笔，等待灵感的洪水决堤溃坝。
胡世宗是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每年举办一次文学创作笔会。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郝中夙曾经对我说：“军区胡处长分管业余作者，你能不能进创作室，就他一句话。”但是得有前提：必须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小说。
王建国开玩笑：“胡世宗和高玉宝一起来找你，你进军区创作室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一的可能。”说完撒腿就跑。我恼羞成怒，一直把他追到西海边，按在海滩上好一顿搓弄。直到他说，“你肯定能进军区创作室，”我才把他放了。
晚上看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眼泪不住地流。前方将士牺牲流血，他的家属衣不遮体，食宿艰难。电影没演完，我中途回宿舍，心还留在银幕上。
王凤艳用八二迫击炮弹尾翼给我做了个蜡台，以后晚上看书写作，再也不为烛油淌满桌子而闹心。我欣赏这件艺术品，足足超过古人所说的半个时辰。
李孤光说他弟弟单位有个姑娘挺好，姑娘的表姐也不错，造船厂还有个美女。全国适合我的姑娘不知道更有多少，我只需要一个。我看过的对象装不满一轮船，装满一节火车车厢绰绰有余。我找对象不是选美，又胜似选美。我每到大连都有不同的姑娘陪伴，压马路看电影逛公园。大家都说，董太锋这男人当值了。
有一次看对象，我不是看重影而是看重了人。又有一次，我不是记错了姑娘的姓名而是重名。每次到大连，我都是一位资深调度，与多位姑娘周旋。我根据姑娘与我的距离远近、公共汽车线路、能否开出诊断书，确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姑娘们的身高长相性格文化职业家庭条件等各各不同，我一直没遇见那位梦中佳丽。我找对象仿佛不是为了成家立业终生厮守，只为说一声“再见”。
这成了常态，我倒不着急了。我频繁地和姑娘们接触，绝不越轨。父亲当年回了趟家有了小哥哥，发生了一场“证孩子”的闹剧和悲剧，不但让父亲付出了一系列的惨痛代价，导致小哥哥的夭折，也连累全家人受苦受难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