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口婆心，劝导弟弟努力上进改变命运。我说完就后悔了，这种家境和个人处境，光靠努力和上进就能改变吗？弟弟不想改变吗？谁不想改变呢？但是自己不去改变，更没有出路。父亲果然不高兴：“幸亏你不在家，否则我还得给你们俩断官司。”他对我的严苛无所不用其极，对弟弟妹妹们却任其自然。
妈妈也说：“他们和你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和他们有什么不同。
我并非让弟弟妹妹像我一样磨锉励志，上天入地赴汤蹈火，无所不能。
我只想为他们指出一条属于个人的人生道路，锲而不舍地奋斗，都能改变命运，否则没人能帮得了他们。他们误解了，以为我凭好日子不过没事找事。
弟弟羡慕地对我说：“我要像你现在这样，每天穿着新军装到大队、学校、商店走几圈，好好显示显示。”我叹了口气说：“所以你也成不了我。”
大妹妹很瘦，话不多愁人事不少。她房子怎么解决？有了孩子怎么办？
爷爷只要有草搂有菜园子种有园障子夹有儿子可骂，天塌地陷不管。
我去沙岗后，接过爷爷的筢子搂草。没人驱赶我搂草，搂多搂少没人监督也没人责骂，还把搂草当成享受。我六岁开始搂草，搂到二十三岁，已经六年没搂草了。我手掌上磨出六个水泡，又回到了六岁。穷山恶水响叮当，家乡穷得连个响都没有。唉！家……托尔斯泰跟在我身后喋喋不休，还是那句：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部大白胡子触得我后脖颈发痒。
如果他们不自强自立，人生必然充满艰辛磕磕绊绊，再以一种相同的方式落幕。大妹夫成军来了，把老叔也叫过来，加上爷爷奶奶，全家提前过元旦。
在农村，过年也不过如此。农村人不叫元旦叫“阳历年”，可过可不过。
临到年根，屯东头变压器没人管事。电工威胁，如果做不上门，阳历年之前给小西山断电。
公元一九八三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穆电工怒拉电闸，把小西山拉回到洪荒时代，家家户户重新点燃了火油灯。穆电工能给小西山断电，但是不能给小西山人断气，还得活着。月亮不用电照样发光，穆电工管不到天上。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来，把小西山照的格外明亮。没想到天上也有“穆电工”，又断了月亮的“电”。月亮刚刚升起来，就一点点让“天狗”吃了，原来逢上月食，还是月全食。
不仅仅是小西山，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姐夫开车，把妈妈和小妹妹送回来。晚上守着豆粒大的火油灯，和妈妈说起我十二岁步行到大连串联的往事。那当时谁能想到，我现在决定在大连安家。在家里听电影《九九艳阳天》等爱情歌曲，只要父亲在场，就觉得格外别扭。父亲可不是岛上的周麻子，听《洪湖水浪打浪》如醉如痴。小时候他怕我们学坏，不许看课外书籍，不许听爱情歌曲，禁止接触异性。尽管家境如此，我最盼望的事情还是回家，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从家里归队。我不带媳妇回来，就得带回烦恼。哪里都不是我的家。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成军骑辆破自行车送我，满头大汗到了永宁。在车站等车，遇见中学语文老师。他满头白发，仍矜持稳重不卑不亢。他讲语法出名，经常在午饭后为学生辅导，只是把“词”读成方言“迟”，也有的学生叫他“迟老师”。我们都有共同感慨，单干以后外出的人多了，交通成了问题。他抱怨县里和公社总是说了不做，含糊其迟（词），解决交通问题不知等到猴年马月。
语文老师的这个“迟”让我心里一沉，交通问题怕是解决不了了。
车只有一辆。我不顾军人身份，在汹涌的人堆中奋不顾身挤上去。车里，于淑凤和黄孝堂夫妇安然地坐在坐位上，和她谈了些去过去在学校教书的往事。董德元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瓦房店燃料厂，很客气地给我让座。我的另两个学生，见了我无动于衷。车到瓦房店，大家如同被蜘蛛分娩，下了车瞬间不见了踪影。
今天是我参军六周年纪念日。六年里，我呕心沥血地奋斗，持之以恒地坚持，卧薪尝胆等待，忍受炼狱般的煎熬，珍惜生命的分分秒秒，彻底改变了人生。
我早上没吃饭去码头，七点半钟开船，坐三等舱。和我同铺位的姑娘“呼呼”大睡，一翻身，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侧身紧紧地靠在自己这边，像鲍鱼吸附在礁石上。海岛才是我的“大陆”，倍受颠沛流离的我，又被整编的浪头打回广鹿。
惠达来了，屋子里说话不方便，我带他到办公室。他绝不会没有酒，军事科学院一定为他装酒方便，才设计了如此肥阔的裤口袋。我们就着香肠和苹果喝酒，介绍各自的情况。我没留在要塞区，惠达的党员预备期，也被延长了半年。
人们没问我为什么又从要塞区回来了，都跟我打听部队缩编的事。
我和伍干事到高三连检查文化学习情况。这里是我军旅生涯的“小西山”，熟悉得能和每棵树每块石头说说心里话。它们要是会说话，都得问：“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教导员和副教导员早来了，正在连部里“审讯”副连长，因为他没和连队一起去码头卸水泥。老兵李玉平任炊事班长，中午在这里吃饭。
北方冬天的首场雪，如同男孩子第一次遗精，不下雪不算男子汉。岛上的春天比冬天还冷，冷风直接灌进衣服里面。海岛的春天还是个不肯初潮的傻闺女，一张大紫脸一直不开面，到了“黄牛满地走”的时令，土地仍在冰冻之中。
早上出完操，我来到李振厚结束生命的雨裂沟里。地上落了一层雪，谁用脚踩成一个巨大的“星”字。晨星寥若，不知道踩字人的真正用意。难道李振厚的灵魂来过这里、用“星”字向我转达什么？它已经变成无际星汉中的一颗？
大家到主任家包饺子，菜丰盛，还有“猴头”。伍干事掏出小本子，“猴头”属于八珍之一。我在酒桌上妙语连珠，为大家助兴。部队即将缩编，防止将公用物品挥霍或私藏。机关干部分工到各连队清理，我和王建国负责清理图书。
我三岁时照了第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是十六岁。如果用照片记录我的人生，中间这十三年是一大段空白，不知道自己曾经长的什么样，如何长大成人。
这个星球上的任何生命，除了人类，靠大自然的生存条件足够生存一生。
人不但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还需要许多附加条件，才能为人一世。
李玉平和于显明找我，让我给他们开通行证。在高三连的弟兄们眼里，守备区有个“董老大”，就像“咱朝廷里面有人”。当然，我义不容辞地帮他们办理。
今年冬天全球变暖，莫斯科连柳树都发芽了。难怪莫斯科人惊呼：“冬天跑到哪儿去了？”这个气候也和眼下八十年代的人一样，反复无常不可琢磨。
“三九不冷四九寒”。“四九”第一天，气候突然翻脸，冷得出奇。我像以前那样充好汉，不放帽耳，出去冻的受不住。又到春节，家在大连地区的机关干部，全部放假回家过年。我将过春节的东西准备齐全，坐登陆艇到大连，再坐火车去瓦房店。车厢里大多数旅客是农民，他们到城里贩卖农产品，置办年货回家。
有的旅客也和我一样，在城里和外地工作、服役，回家过年。
互不相识的农民们激烈争论，互不相让，话题都是土地承包给农村带来的好处或不足。有的说现在能吃饱饭了，有的说自由了，有的说搞破鞋都不犯法了。
一个磕巴终于抢上话：“你、你半夜说话……澄、澄硬啊？过去才三大差、差别，现、现在不知道多少差差差、别了，分、一百来鸡等！澄、澄硬……”
一个半土半洋的女人，大谈某领导者夫人：“哎，xxx那个人哪，真不像个首长。那次她到我们单位，我们列队欢迎，在门前等了一个多小时。可是她下了车，对我们带搭不理，唉……”她抬高自己，一边说一边向四外扫视。
但是，一直没人询问她是什么单位，她是干什么的。火车到站，一批乘客下车，又一批乘客上车。她又打开话匣子：“唉，xxx这个人哪，真……”
火车又到站乘客又下完，她这才想起下车，没等跑过去车门关上了。幸亏她没下车，放在行李架上的东西还没拿。那磕巴趁火打劫：“你别、别回家了，跟我、我走吧，我还没、没有老婆……”那女人一脸的沮丧，从货架上面费劲地取下两个大提包，拖拖拽拽地挤到另一节车厢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到家。
一个农民喝醉了酒，躺在过道上呼呼大睡，像躺在自己家的炕头上。他的脑袋正对着厕所，人们在他身上跨来跨去，他浑然不知。一个全副武装的乘警分拨人群挤过来，踢醒醉鬼：“起来！”醉鬼不服：“我花钱买没有座……在地上躺一下还不行……”乘警斩钉截铁地说：“你有意见，去找铁道部长反映！”
醉鬼费劲地坐起来，等乘警走进另一节车厢里，又躺倒“呼呼”大睡。
一个姑娘浑身盐渍，扛了一麻袋沉甸甸的海蛎头上车。她的脸又胖又紫又紧巴，像用高粱面加了面引子发起来的馒头。她朴实而又结实，从她警惕地向四周扫视的眼神上看，不一定老实。她的思想特征，都纠结、凝聚在眉宇之间，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子。她对座位上的小家碧玉客气地说：“请起来一下，我把东西放在她让地方。
“高粱面子脸”以闪电般速度，把麻袋塞到坐席下，优雅而客气地对小家碧玉说：“您请坐。”打眼一看，就是个坐惯了火车逃惯税的“老高粱面子”。
一个穿制服的高大铁路肥婆，趾高气扬地走过来，眼睛敏锐地向座席下扫视了一下，对“高粱面子脸”厉声说：“是你的麻袋吧？拖出来，上税！”
“高粱面子脸”百般抵赖：“不是我的麻袋，我第一次坐火车。”
铁路肥婆神气地说：“我前天没罚过你吗？少给我装糊涂！”
小家碧玉再一次起身，“高粱面子脸”乖乖地从座席
高大铁路肥婆环顾四周，得意地说：“只要你坐过我一次火车，就别想在我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用笔在厚厚的一沓小本条上“嚓嚓”画几下，撕了一下没撕动，用手指头沾了点口水，“嚓”地撕下那一页，递过去，“一块二。”
“高粱面子脸”用皲裂的手伸进口袋，乖乖地掏出一元二角钱。
高大铁路肥婆离开之后，“高粱面子脸”痛心疾首：“操她妈，又叫她崩去了一块二，”环顾四周进行揭露，“她罚的越多，自己得的奖金就越多！”
一个老头紧迫地说：“你还等什么？还不赶快找他们的领导！”
我对面一直站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倚在座椅边上一动不动。她的一双小眼睛稍微裂开两道细缝，仿佛因为金属疲劳而折成，超然地面对眼前的一切。她翘起的下巴肯定也非金属莫属，看得出内心世界是如何地坚定。她从一上车开始，就时不时地看我一眼，我也时不时地看她一眼。她到站了，挪到车门口下车之前，仍坚持回了一下头，看了我最后一眼。当然，我也看了她最后一眼。
火车八点到达瓦房店站，人山人海，让我想起前些年的“哈尔套大集”。
好不容易买到第二次加车车票，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下午两点。
我足足等了六个小时，就像站第一班岗被别人误岗，一直被误到天亮。
幸亏冬天，要是夏天，我麻木得成了木头一样的双腿腿，不扎根也得生出一圈蘑菇。我上届同学张凤鸣，在海军某部当兵提干，携夫人大菊花回家过年。他在二十五中学宣传队扮演《沙家浜》中刁德一，现在是海军军官，穿一身海军呢军装，风度翩翩。大菊花父亲是“五七战士”，在小西山插队，我们是邻居。
她正给孩子喂奶，不好意思抬头。我和张凤鸣阔别十多年，简单介绍了各自情况，互留地址。乘务员让张凤鸣夫妇先上车，让我把东西先放到车上，然后下车。人们蜂拥而上，我最后上车，否则我扛着上百斤重的东西，肯定上不去。
到永宁街里下车，很少看见人。我正在寻找家乡人，遇见一个盐场人。他见了我像见到仇敌，愤怒地骂了句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曹小花的亲戚。
我把东西放到公社，到老林家借自行车。林德临满脸皱纹不卑不亢，显然不想帮我。兰子大姐很热情，更让我不舒服，如同一块冰放进一杯开水里。
邻居“干巴小”喝的醉醺醺，骑辆破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回家。我载着东西又载着“干巴小”，自行车摇摇晃晃，遇到上坡和沙窝子，只得下来推着走。
董太锅骑自行车从后面上来，像上来个大救星。他当了八个月兵，被部队遣送回来。他把我的东西从“干巴小”的自行车上卸下来，绑到他的自行车上。他又载上我顶着大北风，如同气垫船高速行驶在海滩上，上坡都不减速。
我问：“你怎么当了八个月兵就回来了？”他信誓旦旦地说：“大哥，咱们是战友我才和你说实话，我当兵的部队，和你当兵的部队不一样。”我说：“除了台湾，中国还有两种军队吗？”他肯定地说：“大哥你别不相信，我当的确实是国民党的兵。在我们连队，当兵的打老百姓，上街抢东西，去饭店吃饭不给钱，要钱就拿腰带抽。”我问：“你为什么被遣送回来？”他支支吾吾，无言以对。
弟弟在前街听说我回来，飞跑回家。这几天他天天去永宁接我，只有今天没去。我回家过年，老人们无比高兴。岂不知，我一个月之前还回家过元旦呢。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不如说是猪给准备的。能杀得起猪，就能过个好年。
大伙儿以为我能领媳妇回家，来看“新媳妇”的孩子们推不出门。
腊月三十一大早，性急的人家到山上祖坟“请神”，燃放“二踢脚”，此起彼伏响个不停，也是向人和神宣告：正式过年了。有的人家没出街门口，在猪圈墙头上放“二踢脚”，近距离响起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也把“神”请回家。虽然少走了几步路，既对祖先不尊重，也把自己家当成坟地，让大伙儿笑话。
除夕的早饭是豆腐炖鱼，喝通化葡萄酒。家家户户挂宗谱，贴对联，孩子们穿上新衣服，准备饭菜，忙的不亦乐乎。以前除夕这天，只是煮血肠、煮肉。
中午，妈妈做了八个菜，喝我带回来的“卢州老窖”。加上爷爷奶奶六个人，有些冷清。姐姐和大妹妹老大妹妹都在婆婆家，小妹妹到瓦房店给姐姐看家。
大部分人家，都是傍晚请神。我和弟弟到南海底祖坟，请神回家过年。五婶家的几个孩子，也到南海底请神，念叨：“爹，回家过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