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时间很快过去。我采写的稿子被采用广播之后，分别在广播电台、总政和军区获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了我能入党提干，黄主任、常助理何处长等首长，已经仁至义尽了。我像患了疑难杂症，日渐衰竭无药可治不可救药。
但是，我在把握自己前途命运上不断获得了重生，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有信心、有能力、有担当。如果我是那把扁锉，已经磨出了锋刃，复员后肯定干出一番事业。我准备回岛，何处长和要塞区、守备区打招呼，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
我除了去沈阳送稿、到警备区帮忙回了两趟家，五年没休过探亲假。我把干部服洗干净叠好，连同皮鞋一起还给何处长。他把干部服和皮鞋送给我，送给我一袋精面粉和一袋大米，补助我四十元钱，再加上稿费，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我在第一时间，买了两顶尼龙蚊帐。全家人再也不用呕蚊子挨烟呛，晚上睡觉再也不受蚊子的欺负了。我心仪已久的人造革黑提包，好几次梦中买下来，不是拉锁坏了就是掉进海里。我在柜台前走来走去，犹豫好长时间。我把手里的十八元钱攥出了汗，还是放弃了。我长到二十八岁，除了买书和稿纸，没为自己花过多余的钱。穿什么服装回家，又让我为难。我穿干部服和皮鞋回家，就是欺骗父老乡亲。我穿便衣回家，没人说我复员，而是个骗子。我给弟弟妹妹们买了衣服，舍不得花钱为自己买身便服。我是堂堂的军人，穿军装名正言顺。
下午，我到火车站买了明天的火车票，还有满满一提包礼物。
第二天我刚吃完早饭，吉普车也到了。司机帮我把米、面装上车，送我去火车站。何处长想的非常周到，嘱咐司机买了站台票，帮我把东西送进车厢。
此时已是八月底，虽然干旱，沿途庄稼依然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我对面坐着一位农民，黑红的脸膛皱纹密致，是油画版画木刻也是雕塑，只是静物与实物之分。他用布满厚厚老茧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认真数准确，在小推车上买了一本《新农业》杂志，翻看目录挑选内容。“农业”像怕冷，在他手中不住地哆嗦。我想起在岛上邮电局的一幕：一个穿着破烂的老人订阅《新农业》杂志。工作人员刁难：“你能看吗？白花钱。”老人说：“我能订就能看。”工作人员仍不给订：“你有钱干什么不好。”老人无处讲理，悲愤地离开。
农民和“苦”“累”“贱”密不可分。我想起罗中立那幅油画《父亲》、自己的父亲和天下所有父亲。农民选中想看的内容，把杂志放在小桌上认真阅读。
乘务员推餐车过来，农民抬起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车上的食品。他虽然什么都没买，已经用眼神享用了快餐。我想起在大连搞副业时，借鱼罐头味吃窝头的情景。火车到达三十里铺，农民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行李，背在背上准备下车。我急忙打开提包，拿出一袋蛋糕给他。他不要，硬被我塞进手里。他没等说什么，被后面的人挤到车门口。列车离开站台我才发现，那本《新农业》杂志还在小桌子上。我自责因为给他蛋糕，让他失去了《新农业》。对于每个农民来说，蛋糕和《新农业》都重要。我突发好奇心，是一篇什么文章吸引了他。
我把杂志拿过来只看了第一眼，不由得怦然心动，目瞪口呆。
页面上的文章题目是：《改造旧屯，建设新村》：
复县永宁公社盐场大队，先后用了7年时间，把分散零乱的旧村屯，建设成街道整齐，绿树成行的新村庄。新村中有36%的社员住上了新房,360户按规划缩回大院，房前屋后和路旁植树3万多棵，并为集体节约土地150亩。盐场大队处于沿海丘陵地区,有7个生产队,410户社员，1942口人，分散居住在三个相邻的自然屯。过去建房无规划，滥占土地，如大西山屯原有50户社员，住宅占了8趟街。盐场屯三队有近百亩好耕地,有10户社员在这里建房,7一8年时间就把大部分耕地占用了,剩下的边边角角集体也无法耕种和管理。1974年,大队根据人口不断增加、社员建房逐年增多、耕地年年减少的情况，制定了改造旧屯建新村的规划，确定三项节省土地的措施。一是发展区，以原有的三个自然屯为改建新村的基地,并把屯内已有户和今后要迁入的社员，进行住宅和街道全面规划，充分利用老宅院之间和村内闲散地建房。二是冻结区，规定把路旁的和几家为一屯的零散户，划为冻结区，在这个区内不准建新房和旧房翻新，采取改造旧屯建设新村个人自愿的原则，逐年搬迁到发展区。三是搬迁区，对散居在耕地、菜地和林地中的零星户，要逐步动迁到发展区。在规划新村中，大队为了鼓励社员在发展区建房，除了帮助建房户解决运力外，对搬迁户每1间房由集体补助90元损失费，填平1眼水井，补给15立方米石头，同时对搬迁户优先解决菜地。改造后的新村，把过去27条老道改修为4条主干路，治理河道l000米。过去上百块的鸡嘴地，现己建成30块方田……
我心里一阵温暖和感动，大概那位农民是个盐场人，下错车了吧。他是董万开董云举董云程郝振东王振江，也是所有盐场人和大、小西山人，更是全国所有的农民。适逢永宁大集，汽车在密集的人群中向街里蠕动。我坐在车上，看见许多熟悉的面孔。我教过的一个女学生看见车窗内的我，赶紧缩回脖子。郝文章赶完海，挑着两筐螃蟹在叫卖。王振雨背着麻袋，猪崽子在里面不住串动，让我想起“抓壮丁”。我看见的人，都向他招手示意，对不认识的人也似曾相识。
我骑太有大哥家兰英的自行车，先把东西载回家。到了杨树房南边子黄花岗大上坡，我追上骑自行车赶集回家的蓝小兰。十七岁那年太奶去世，我到辛庄商店买白纸，回来碰见她在树林子里划拉树叶子，和她打招呼，从此后十年没见面。我和她打了声招呼，她脸红了一下，轻轻地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她面容憔悴，结婚五年有了两个孩子，在我眼里仍女神般神圣。她说：“你年龄不小了，该成家了，别再挑了。”我再不说出心里话，就没有机会了，天肯定塌不下来。我鼓足勇气，说：“我自小就喜欢你，你可能不知道。”
她的脸红了一下，说：“我知道。”我说：“当时我们太小。”她淡淡地说：“你的心思不在家里，和谁过一辈子都得后悔。”上坡后我支好自行车：“我给你袋面。”我把面从自行车后架解下来，她没下自行车，拐上回婆家的路。
我站在坡顶，望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直到后面上来人才离开。
家里旱情严重，园子里小井干涸见底，只得到大坑里挑水吃。爷爷拾草没回来，奶奶赶海没回来，父亲赶集没回来。和以往一样，我和正准备做饭的妈妈说了几句话，没进屋先去沙岗后，替爷爷把草挑回来。我马不停蹄又去北海，把c了一筐海荞麦的奶奶接回家。父亲在集上，听说我回来了，用买猪崽子的钱买了猪肉。我骑自行车刚要去接赶集的父亲，他已经进到院子里。
和我当兵第一次回家一样，全家人高兴的像过年。院子里的杨树树冠和年轮又扩大了一圈，老人们又缩小了一圈。父亲一直吐血，每天天不亮起来干活。我回家这几天，家里才吃点好的，平日只吃地瓜饼子苞米碴子粥，大酱咸菜。
我买回蚊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在梁柁上钉钉子，挂上蚊帐。他不住地欣赏，满足地说：“我想蚊帐想了多少年，到底挂上了。”他还想有一个军用水壶装酒，一直没和我说。父亲去给爷爷奶奶挂蚊帐，奶奶说人在里面睡觉得憋死，死活不挂。姐姐用纱窗布做了一顶蚊帐，确实差点儿把爷爷奶奶憋死。
现在从小学升入中学，必须进行文化课考试。弟弟小学毕业后，考了两次中学没考上。他知道我回来，躲在菜园里不好意思回家。他把我千辛万苦用扁锉磨的匕首弄丢了，更没法交代。我去园子里把他叫回来，好言安慰他。扁锉丢与不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锋刃已经融入我的意志。“愈挫愈坚，非我莫属”，已经铸进我的骨子里。弟弟在家里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有机会还得往外闯。
老叔来了，说：“你爹现在整天琢磨人事，我整天琢磨发财。”他在林场当电工时，跟人学会看了手相。我遇见人就理发，不是平头就是分头，再是秃头。他遇见人就算命，不是“大耗”“小耗”“太岁”，就是“男命”“女命”。
老叔给人预测的结局，都离不开天灾人祸横祸暴死，人见人躲。
现在农村政策好了，农民自由了，老叔跃跃欲试，认为大有用武之地。
他滔滔不绝地大谈生意经，被人越骗越轻信越被骗，就像我“愈挫愈坚”始终不渝。他最先张罗盖楼，许多年前雇了推土机，在沙岗北头推地基。大、小西山的房子已经连成了一体，他的楼不但没盖上，地基已经被大风刮平。
老叔倒卖木材，衣裳被人骗走，靠修理钟表和自行车，半年后攒足了路费回家。他高价买回一车葡萄苗，在前院后院自留地大栽葡萄。葡萄苗长大了结葡萄了，才知道是淘汰的品种，又酸又涩根本不值钱，几年功夫全白忙乎了。
自从当年和盐场李萍劳燕分飞，转眼之间过去了二十多年，老叔一直念念不忘，不知道她嫁到何方，此生能不能见上一面。老叔买了照相机，走村串户照相。他既为了照相赚钱，更为了寻找心上人。那天他骑自行车来到几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向街上站着几个女人打听李萍。其中一个女人突然叫了一声“云祥二哥”，接着泣不成声。老叔赶紧下了自行车，百感交集地叫了声“萍妹……”
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抱头痛哭。老叔和李萍的爱情感动了街上的女人们，也感动了李萍的丈夫，中午把老叔留在家里喝酒，以后当成亲戚走动。
老叔满足了心愿，不再照相。他改行挂牌镶牙，如同钓鱼没挂诱饵，一个人都不上。二堂弟说谎和真的一样，说什么老叔信什么，被老叔当成心尖子。他说沙岗子上有只大老虎，老叔赶紧装足了洋炮去打，原来是只小虎虫。
他对人说，我爹有门大炮，埋在沙岗子上。公社“人保组”来人，把老叔带到大队审问，派人到山岗后挖大炮，哪有？他说：“爹，我拿根大棒子，把盐场人的牙都敲掉，让他们找你镶牙。”他拿了根棒子去盐场，被人打了一顿。
老叔广开财路，织了挂网下到“大流”中间挂鱼。如同当年爷爷在河口门子“闸沟”，老叔把大车内胎打足气，穿水叉子，双腿插进中间的横梁之内。他用铁锨划水巡鱼，老婶在岸边用绳子扯着。他给自己算命，能挂上十斤重以上的大鱼。他也大头朝下翻进水里，两只皮靴在水面上踢蹬，被老婶用绳子拽上岸，捡了条命。他终于挂上一条二两重的小鲈鱼，拿回家没等喜欢够，让猫叼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