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闻名中外的《渔村第九户》的作者，七三年从四川入伍，人特别随和。他自己有两个孩子，哥哥病故撇下的三个孩子，都由他抚养。
他说：“你的能力不比一个新闻干事差，我们一起到大连港采访。”
最让我钦佩的，是杨干事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采访的这位领导，曾经受到强烈冲击，还被关押过，因此对当兵的不冷不热，能敷衍就敷衍能躲就躲。
杨干事提出进港内采访，被他以种种理由一口回绝。我俩投其所好、每天打水，打扫办公室卫生，都未奏效。后来，我们连港务局大门都进不去。
何处长让杨干事暂时放弃，抓紧时间去机车车辆厂采访。杨干事绝不放弃，我俩具体分工，他换上便衣，在领导家门前昼夜蹲坑，见他出来就软缠硬磨。
我在招待所守着电话，半个小时给那领导打一次电话。第三天，那领导主动来电话，让我们上午十点到他办公室。我俩一进办公室，那领导无奈地大声说：“两个活爹饶了我吧！我算让你们折腾稀稀了！你们赶紧审讯，我交代。”
采访顺利结束，那领导被我们执着的精神所折服，由衷地说：“我从心里佩
服解放军这种敬业精神，干工作有你们这种精神头，哪有干不好的道理？”他对解放军的印象彻底改变，留我俩吃午饭，喝酒。临走之前，他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精美的万吨巨轮模型。我俩连夜撰稿，杨干事修改一页我抄写一页，送给何处长，顺利通过。我由衷地对杨干事说：“你这种精神，对我是个很大的鞭策。”
他仍笑呵呵地说：“我们海洋岛下来趟不容易，光坐船就得十几个小时，两头不见太阳。没去过旅顺不算到大连，没到过海洋岛就不算到海岛。”
我们正准备去大连机车车辆厂采访，海洋守备区来电话，让杨干事马上回岛。杨干事回岛之后，何处长没再给我指派任务。我有文学功底，写这种稿子轻车熟路。我随身带着小本子，随时随地记录素材，写东西顺手拈来。我手里掌握的大量素材，写过的稿子，都可以用来改写对台宣传稿件。我是个战士，没有这样那样的压力和负担。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写稿，除了吃午饭，一直写到晚上。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办不到的事，新中国全能办到。农村的“五保”制度，在旧中国绝对没有。我围绕“军民共建”，写了故事《敬老院里儿孙多》。四川省小水电闻名全世界，许多国家来人参观访问，无不感到惊讶。高三连的四川籍战士郑介旋，家乡就是“小水电”的故乡。他当兵那年，家乡建了一座小水电站，浇地、碾米、照明都用上电，告别了世世代代的黑暗。我打电话采访他，写了一篇特写《山寨电灯照月明》。“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生活显着提高。有的地区接近台湾生活水平，甚至还有所超越。我写了《天罗地网锁沙龙》，介绍家乡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发生的变化。那天晚饭之前，我把厚厚的一叠稿子交给何处长。我惴惴不安，如果稿子通不过，也和冯台东一样不辞而别。我收拾好东西，默默地等在房间里。
何处长来了，我起身敬礼，拿过提包：“处长，我回去了。”他不解地问：“你上哪儿？”我说：“回岛。”他笑了，拿过我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让我坐下。
他说：“你写的稿子全被通过，已经发往福建前线广播电台。”
学习班结束，所有人员归队。午饭后我刚要离开，何处长让我等一下。他说：“我了解你的情况，已经和要塞区打了招呼，继续留下来写稿，时间两个月，仍住在这里。这几天，连队就把你的伙食关系寄来，转到招待所后勤灶。”
何处长让我保持自己的写作风格，先去机车车辆厂采访。
为了免除我的后顾之忧，何处长承诺，先解决我的入党提干问题，再把我调过来。这样的机会我已经失去了很多，况且年龄越来越大。我常年在外面帮忙，也不好意思占用连队名额。至于提干，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我已不再激动。
我向何处长表示：“感谢处长信任，我一定严格遵守《条令》《条例》，和在连队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出公差、帮厨、做细小工作，圆满完成任务。”
这里的条件，和白山路招待所有着天壤之别。我被安排在僻静的楼上房间，一个战士享受团级首长待遇。即使复员回小西山，我这个兵当的也值了。
那天中午，我和两位首长坐在一张桌上吃饭。一位首长问起另一位首长的小说稿，他说解放军出版社准备出版。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高玉宝。
他见我是陌生面孔，问：“小同志你什么时候调来的？”我放下筷子起身敬礼，自我介绍。他和蔼可亲，鼓励我多看书多动脑思考，勤动笔，多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很受鼓舞，重新燃起了创作热情。
我已经见到了高玉宝本人，发表小说应该顺理成章了。我想起在北海头彻夜打茬子遇狼、写《天亮鸡叫》，不由得百感交集。我虽然没有高玉宝那种战斗经历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战功，我也是一个兵。我要是不当兵，一辈子也见不到高玉宝。吃完饭回到房间，我给父亲写信：我见到了高玉宝，和他握手说了话。
第二天上班，我来到何处长办公室，他给我开具采访介绍信。我的战士身份，给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来到机车车辆厂，好不容易进了大门。工会主任见我是个战士，对我不屑一顾。他看完介绍信，审查我当了几年兵，为什么没入党提干。他给部队打电话核实之后，仍对我不冷不热。他把我带到大会议室，居高临下地说：“我还得接待外国人，只给你五分钟时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更圆，只要和外国有关的人和事，都神圣无比。我掏出小本子，抓紧时间采访。
我问的简洁，主任回答更简洁。我问：“东北只有大连一座生产机车的工厂，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主任答：“辽东半岛黄海之滨，水旱码头交通便利，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我问：“旧社会工人生活状况如何？”主任答：“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提示：“听说工人吃橡子面穿破衣服……”主任抢答：“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我又问：“中山公园只让日本人进入，不让中国人……”主任速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没等我再问，主任撇下我小跑出去。
联络部向干部部门打了“因为工作需要，请示提拔战士董太锋”的报告。干部部门将报告打回来：一是总政早已下了通知，不得直接从战士中间提拔干部；二是对台宣传不是主要工作，许多新闻报道骨干都没得到破格提拔。三是该同志兵龄长年龄大，不符合破格提拔条件；四是很少有先提干后入党的先例。
何处长给我拿来一套干部服、一双皮鞋，给我一个公文包，还有袖珍录音机和单反照相机，重新开具介绍信。我转眼间“提干”，脱胎换骨，自卑感和委琐烟消云散。出门时我偷窥了一眼整容镜，英俊潇洒的我一闪即逝，根本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怪不得复员老兵都改服装，临走前也得过把四个兜干部瘾。
下午我再去机车车辆厂采访，同一个天同一个地同一个太阳照同一个党领导同一个我同一个主任，情况天差地别。主任矢口否认我上午来过，说只来了个罗锅巴叽尖嘴猴腮的小兵，窝窝囊囊磕磕巴巴邋邋遢遢还挂着两行黄鼻涕。
我不和他争辩将错就错，他特地叫来年轻漂亮的女团委书记全程陪同，去几个车间参观之后回到大会议室，再召集工程师车间主任工人代表和我座谈。
采访圆满结束，我刚要告辞，主任问：“你看女团委书记怎么样？”我以为他要对团委书记进行考评，说：“她待人热情落落大方，工作认真负责。”
主任笑着一拍手：“又成了一对！我是促成八十多对鸳鸯的‘红娘’，其中促成你们十一对军婚，再把你俩促成就成了一打。你们到一块儿谈谈吧。”
我只知道“红娘”是媒人和介绍人的意思，还不知道为什么叫“红娘”。主任说：“我了解了，团委书记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我这才知道，他要给我介绍对象。我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十一结婚，谢谢主席。”脱身离开。
本溪京剧团在军人俱乐部演出京剧《红娘》，由梅兰芳的弟子毕谷云主演。
我这才知道“红娘”的来历，。记得小时候，郝文章家有一本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我看不懂，但是记住了其中四句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京剧《红娘》，取自《西厢记》中的故事。
勇敢、沉着和机智的丫鬟红娘，在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穿针引线。因此，“红娘”成了“媒人”的别称，麻太家二大娘、马希阔老师都当过我的“红娘”。
和我终生相守的那个姑娘，早已经在现实中存在了，只是不知道身在何处，和我近在咫尺摩肩擦踵，还是千里之外天各一方。她和我一样，也在苦苦寻觅和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和我见面，谁做我们的红娘。
我写完六千多字的通讯《机车隆隆遍九州》，马不停蹄，又采访了大连起重机厂、大连海运学院等。刚建成的长兴岛斜拉桥，是我国第二座斜拉桥，各种资料保密。交通局长非常热情，对我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让我浏览了所有机密图片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我只用两天时间，写出五千多字的录音通讯。
我就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到与小西山一河之隔的吕家大队，采访一位归来的台胞，过河就能回家。为了不耽误发稿，我像用力拧弯一段粗钢丝，转身去永宁，坐车回大连。我的稿件不断播出，收到许多台胞和海外侨胞的来信。他们都称我“董先生”，让我无不为祖国的强大和欣欣向荣所鼓舞、感动。
何处长为我入党提干做了最大努力，甚至，福建前线广播电台也想调我，都因为年龄大没入党，政治上不合格而遗憾地放弃了。总而言之，当军官真好。
我不管到哪里采访，都有人给我介绍对象，都被我“十一结婚”挡回去。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和我换军用粮票，甚至索要军用布票。在这之前我就像色盲，眼里都是黑白影像。自从穿了何处长的干部服和皮鞋，眼前变成了彩色世界。
改革开放后的大连，像刷了新油漆未干的门窗和家具，一不小心就会沾上颜色。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水中月、镜中花、空中云。我马上到了而立之年，说不考虑个人问题，让洞里的公耗子听见都能笑出声来。目前，我还没有资格考虑个人问题。我的人生目标还没达到，仍在与命运进行苦苦抗争，绝不能半途而废。我就像一个老处女，年龄越大对自己越不利，越不肯降低条件。我仍幻想，只要初衷不改坚持往前走，或许在某一时刻，我将一脚踏开成功之门提干。
到了那一时刻，我肯定得大哭一场，原地打几个滚蹦几个高。
姐夫来招待所，介绍了家里情况。我们几次见面，谈的都是我复员之后找工作的问题。和以往一样，姐夫第一句话问我复员后的打算，我说还没考虑。他也和以往一样，左一盆右一盆地向我大泼冷水：“现在当兵复员哪来哪去，你现在还没入党，大队能用你还是公社能要你？能人有得是。你到我厂，我看大门都不用你。你现在复员，只能回小西山种地。你在瓦（房）店有银（人）吗？”
他看我一直不求他，又是民政局老什么头是他什么人，干部局老什么李是他战友，安排你这个小复员兵小菜一碟。我还是不求他，他没趣地走了。
那天，我到白山路招待所采访一位台胞，看见一个姑娘很面熟。我一下子想起来，她就是董云走二大爷的外甥女章荣荣，在警备区白山路招待所工作。
她非常热情，为我“提干”感到高兴。我不能蒙骗她，又不能说出实情。
她问我成没成家，我说已经有了对象。她去过我们家，说：“你提干了，你和你们家都得好了，小西山太穷太穷了。”我到警备区机关领新闻报道奖品，见到了以前听了名字如雷贯耳的那些人。他们曾经是那样地高不可攀，就像用观察镜观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现在，他们近在眼前，整天也有忙不完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