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风平浪静。傍晚，登陆艇靠上黑嘴子码头。我来到要塞区招待所，床位已满，好说歹说只住一夜。晚上，我到站前商店买了糖和糕点等，第二天早上四点起来，提了提包出去。大门上锁，师傅非要等半小时再开门。我来到后院，解下腰间枪纲栓了提包，爬上一个半人高的墙头。我俯下身子把提包吊到墙头上，再顺到墙外，随后跳下去。我扛着提包跑到火车站，早班车已经剪完票。
售票员刚要关闭剪票口，我侧身挤了进去。我一阵猛跑冲上站台，刚跳上火车，列车员关门上车，火车随即启动。八点半钟，火车准时到达瓦房店。
“十一”前夕，汽车站人山人海，买票的人像一窝胖头鱼。我不顾军人身份一阵猛挤，到前面买了票，也帮老同学黄桂华夫妇买了两张票。否则就得坐下午那帮车，天黑才能到家。车窗外面，阳光照耀大地，哈大道两旁，片片葵花向太阳。向日葵变成如醉如痴的儿童，朝着太阳齐声歌唱：毛主席呀！您是灿烂的阳光，我们是葵花，在您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苹果丰收，道路两边一处处果摊。
虽然我和曹小花已经彻底了结，离家乡越近一步，我的心情也紧张一分。我在永宁城东门外下车，穿过熙熙攘攘的集市。董云全三叔赶集，说董云福大爷的马车在联合厂打气，让我等他的车。我回家心切，没吃早饭和午饭，饿着肚子提着沉重的提包，恨不能一步迈进院子里。节气快到秋分，一派萧条景象。
家乡如同一个中年大婶般亲切，看出年轻时的风韵。一路上我遇到盐场人，都停下和我搭讪。我戴着领章帽徽，他们非要问：“你这是复员了吗？”我做贼心虚般回答：“没有。”他们又问：“没复员你怎么回家了？”我无言以对。
曹家在大队部道北，玻璃窗就是曹老太太的观察镜，对过往行人一目了然。
我加快脚步，像越过一道封锁线。到了地东头，我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
过了坎子来到街上，院子里我和妈妈栽的枣树上，挂满一树红灯笼。父亲看见我从街上进来，从炕上跳下地，光着脚走到院子里。他额头挤了道道红印子，说话有气无力。奶奶也病了，躺在东屋炕上。爷爷头几天挑水浇菜，摔断了两根肋骨。四个老人三个躺在炕上，只有妈妈这个老病号，在地上忙里忙外。
妹妹天天写作到深夜，连电影都不看。弟弟每天早上跑步，也想当兵。我在永宁集市上买了肉和芹菜，妈妈和面、剁馅包饺子。把老叔找来吃饭，他很高兴。我的同桌、大西山董太水闻讯赶来，带了一提包苹果。他一只眼睛打石子被崩失明，另一只眼睛也被危及，需要一万元钱做摘除手术。他说了很多理由，劝我与曹小花和好。他主动向我询问海岛经常打信号弹的事，我刚说话，他用手捂住耳朵：“别说！别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什么都没听见！”转身就往外走。
来看望我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子们，都说曹小花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劝我恢复。半下晌，曹小花真的骑自行车来了，全家人如临大敌。她进来大大方方地坐在炕沿上，潇洒自如谈笑风生。妈妈给她倒水，洗苹果，让她脱鞋往里面坐。
我客客气气和她说了几句闲话，她微笑着问我：“你在部队提干了，就不要我了？我是不是在家里给你丢人了？”我唯唯诺诺，不敢面对她的眼睛。
我说：“为你出主意替你写信的那些人，他们才愿意看到现在的结果。”曹小花低下头，说：“你明白，信不是我写的。”我说：“部队已经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她闭口不谈准备到砖厂和我结婚，被“定向爆破”搅黄了的事。如果一切顺利，我转为志愿兵，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仿佛不说就没有这回事。
我问她：“你找我有什么事？是不是不相信我还活着？”她低下头，说：“事到如今，我不是想和你恢复关系，你也不能恢复，当面和你说几句话。”
我俩又没什么话可说。我从没仔细地看看她，现在面对面地看个明白。她的确长的不错，人品不坏，还通情达理。物是人非，说什么都没用了。她不是来找我算帐，也不是来忏悔。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大概只想让我后悔。
果然，她幸灾乐祸地说：“我以为你当了大军官，领回官太太了呢。你嫌弃我，不该说我没有文化，拿我当预备。你放长线钓大鱼，骗的我好苦，耽误我四年青春。我给过你一对洋枕头，给你家买的鲅鱼，把钱还给我。”
我把口袋里的钱全掏给他，她看都不看：“我就值这几个钱吗？”我们无话可说，她知趣地出来，顺手把地上的笤帚拣起来挂好。我打趣地说：“地还没扫呢。”我把她送到街上，太友大哥来送鱼，故意说：“小花怎么不吃饭就走？”
我半开玩笑：“她再吃饭就得交钱了。”他看我们谈笑风生的样子，以为我们已经恢复了关系。地东头的老李大河是银河，我只把她送到这里。她说：“你到我家去一趟，我妈有几句话要和你说。”除非重归于好，否则就是自取其辱。
我说：“我回家了。”转身就走。她在后面说：“我自行车坏了，你帮我修一修。”我仍没理睬。后面的啜泣声扯住我的腿，我停住转过身。
她哭着对我说：“我们真的不能恢复了吗？”我摇了摇头。
晚上喝酒，太友大哥、父母都劝我回心转意，老叔坚决反对：“你要是和她恢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要口志气，宁肯一辈子打光棍！”
小时候每当蚊子咬，奶奶就让我们念叨“七月十五去一半，八月十五不见面。”到了七月十五，蚊子仍不见少。到了八月十五，蚊子虽然少了，但是叮一口肿一片，越挠越痒直至感染发炎。现在不受人的欺负了，晚上照样受蚊子欺负。
我们这个老对手，还在吸食全家人的血液。父亲点了破布条熏，蚊子照咬不误，咬得更狠，人被熏得不敢喘气。父亲的气管炎更重了，将塑料袋套在脚上……
除了蚊子，屋子里各种小动物，都在欺负无可奈何的人类：扑面而来的蚊虫，长腿的蜘蛛，紫红色的蟑螂，还有从窗外飞进来的金龟子，多腿的蜈蚣……
蚊帐三十六元钱一顶，全屯没人买得起。只有节气不用花钱，念叨几天就到了。天亮时我睡着了，做梦买了一顶尼龙蚊帐。妈妈一直在为我赶蚊子。
这几天除了秋收，我还和郝文章、太全到西南海拉鱼，到庙山后重温当年的一幕。在西北海岸边，我撇光了脚下的石片，一切不悦，也“噌噌”地飞到海里沉下水底。我在“青石线”水湾里拣了一个锅盖大的海蛰，分两次挑回家。
父亲和妈妈劝我，让我到曹家“认错”，我一笑了之。人们风传我和曹小花恢复了关系，这几天结婚。父亲和妈妈背着我，让太友大哥到曹家当说客。曹老太太把我好一顿夸奖，说：“小太锋的肚量，好比上大肚弥勒佛了。”只有曹小花彻底把我看透，坚决不相信董太锋回心转意，挨了老太太一顿暴打。
我对父亲说：“我决心已下，你们别费事了。”父亲万分悔恨：“我当年吃了你爷爷奶奶的亏，你又吃了我们的亏……”我成了假大空，安慰父亲：“历史不断重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不断重复前人的错误，所以才活到老学到老。”我还说了一句流行话，“有不寻常的开头，就会有不寻常的结尾”。
父亲一眼看穿吉庆江是骗子，上次他要把桂春和小荣子偷偷领走，被早有提防的父亲拦住。吉庆祝凶相毕露拔刀威胁，被父亲一拳打懵，腿差点被踹断。
老叔抡起铁锨拼命，被父亲一把推出去老远，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爷爷和奶奶故伎重演寻死觅活，这一回，父亲视而不见。他有了自己的主见，也老了。
老叔装了一车农产品，把吉庆江送到永宁，回大连再没敢来。
妈妈对父亲说：“你早这样，你早好了，全家都好了。”
每当学校考试那天晚上，各班级老师，都到大队广播室公布学生成绩。老叔和老婶的孩子学习都不好，每次考试，几个堂弟都是班级最后一名。老叔端着老洋炮，把大堂弟追得漫山遍奔逃，对着儿子头顶开火，把儿子吓瘫在地。
以后每逢学校考试，天一落黑，大堂弟就带领两个小堂弟，扛着梯子带了钳子，像游击队割鬼子的电话线，去地东头架梯子爬电线杆，掐断广播线。
老叔后悔没和盐场的李萍结婚。他和李萍念书时都是班级的学习尖子，连跳两级。他们要是结婚有了孩子，学习肯定是尖子。老叔在边外最爱的是陈萍，在这边最爱的是李萍。他日夜思念李萍，动辄莫名其妙地大哭一场，谁都劝不好。
老叔带大堂弟去大连，求吉庆祝给找个工作。吉说说不但安排工作，再找个大连媳妇成家立业。他说能买到永久牌自行车，在小西山骗了一车地瓜、花生，几百元钱。大堂弟已经十七岁，辍学在家。我这代人也和父辈一样，按年龄排行大小。我是老大，大堂弟排行老二，依次往下排。我这辈人凡“太”字，这茬人太多抢不上名。我深受老叔赏识，取名字都随我，后面都是“锋”字谐音。
大堂弟叫董秋风，弟弟排行老三，叫董雪峰，五叔的大儿子叫董春风。
老叔仍把吉庆祝当成救星，怕父亲挡横，私下里和我说，到大连务必去找他。那天晚上，我和父母、老叔唠了半夜，说的都是董家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老叔骑自行车送我。怕曹家拦路报复，父亲一直把我送到盐场东道上。人们站在道边，幸灾乐祸地说：“看董太锋复员回家怎么办。”
老叔和看苹果的人熟悉，进果园给我摘了一书包苹果。我骑自行车载着老叔，他把我送到永宁，上了公共汽车才回去。我在瓦房店下公共汽车，一个人大喊我的小名：“小子！小子！”穿一身新衣服的“尿罐子”，提着一提包苹果。
我问他到哪儿，他说：“我刚从得利寺坐火车到瓦房店，坐汽车回小西山。”他二话不说，先从提包里拿出两张奖状给我看。在我参军头一年，“尿罐子”入赘到得利寺公社。女方严重残疾，只能蹲行。她非常要强，自学初中课程，靠剪裁做缝纫活儿，赡养一对瘫痪父母。小西山人窝在家里都是虫，出了小西山都是龙。勤劳善良的“尿罐子”来到这个家庭之后，起早贪黑侍弄果园，无微不至地照顾妻子和岳父岳母，第二年盖起五间大瓦房。他自学针灸，给全家人治病。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妻子和岳父岳母，竟神奇地站立起来。
“尿罐子”开了一家诊所，经常免费为人治病，是有口皆碑的大好人。妻子生了两个儿子之后，扔了拐杖和正常人一样。他们夫唱妇随，日子越过越富裕。他家被公社评为“五好家庭”，“尿罐子”被评为“五好丈夫”。他说：“我这次回小西山，把我爹接到我家养老。”我由衷为他高兴，也是一篇好的新闻素材。他非要给我苹果，说是他家产的。我说：“我已经有了一书包苹果。”他拉开我的提包，又塞满了苹果。我摘下自己的钢笔，别在他的上衣口袋里。
我下午两点半到大连，住在要塞区招待所，明天到警备区司令部报到。
我坐电车来到了海湾广场灯光街，左拐右拐进到一个小胡同里，敲开一扇小木门。屋内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留着长头发、小胡子，穿喇叭裤的青年。他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哼着《美酒加咖啡》，扭着屁股跳舞。他像见到了老熟人一样，响亮地喊我的名字：“太锋，快坐！”热情地把我让到椅子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有的人凶恶狰狞，却是个难得的好人。有的人和颜悦色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有的人看似满腹经纶，实际上一肚子稻草。
有的人貌似顶天立地，却是个气壮山河的大草包。
吉庆祝贼眉鼠眼东张西望，就像扮演骗子的特型演员。我以为，生活中除了那种脸谱化的电影，不一定存在表里如一的骗子。父亲看人入木三分，还说五七战士老叶是特务呢。吉庆江说：“我了解你的情况，不利条件并不是年龄大，而是没入党。我认识许多军区、警备区、要塞区司令员、政委、主任、参谋长，最近通过他们提拔了一批干部。你不用着急，我对你的安排已经有谱了。”
一个高个男子从门外进来，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出去。
他说：“这个人就是我哥哥，现任公安部副部长，特意进来考察你。从他眼神和表情看，你已经初选过关。但是，他要在大连驻军中十万里挑一，最后能不能选中你，还得我说了算。我快到三十岁了，才发现自己是个天才。”
我问：“你是哪方面的天才？”他说：“在与人交往和帮人办事上。”我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他说：“尽快入党，如果你能在三天之内入党，我就可以直接提升你为正团级。”我问：“我要是今天入党呢？”他转移话题：“我爷爷是理工大学着名教授，你去当教授也行。”他家老少七口人挤在两间小房里，根本不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他说：“李参谋长从我家刚走，征求我对冬季征兵工作的意见。我个人问题还没处理，对你妹妹桂春印象不错。我和你妹妹结了婚，你爹就管不了了。你爹虽然真人不露相，但是耽误了子女的前途。你老叔心眼实在，我已经给他大儿子安排了工作，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元钱。”我说：“你的交际可真广。”他说：“不都是为了追求理想嘛。”我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他转移话题：“我想弄一套过去的黄呢子军装，花钱买也行。”
我又请教吉庆祝几个问题，他把收音机音量开大，欣赏电影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他拿出一张照片，说：“这个人来自农村，复员后被我安排到区里当武装部长。我去要塞区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你下星期六务必带两套新军装来找我。”他下了逐客令：“让我弟弟送送你，顺便到秋风的工作单位看一看。”
我和他弟弟走出去。我对他弟弟笑了笑，他弟弟也无奈地对我笑了笑。
吉弟弟告诫我：“我二哥是个骗子，你千万别和他来往。他曾被判刑两年，出狱后仍恶习不改。他没有职业，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得进去。我父亲在大学锅炉房烧锅炉，根本不是教授。我大哥更不是什么副部长，是在校大学生。”
吉弟弟把我送到白云街，告别回去。我来到某军医学校，从两座正在冒烟的高大烟囱煤，带我去他宿舍。宿舍由车库改成，四面透风比外面都冷，又脏又乱到处都是垃圾。他两个月挣了六十元钱，都被吉庆祝要去，每个月只给他六元钱吃饭。吉还骗他说：“你已经当兵入伍了，每个月发六元钱津贴费，是不穿军装的特殊兵种。”
我找到锅炉房负责人，他向我介绍了大堂弟的情况。当他知道大堂弟被人控制工资，承诺以后再发工资，由他保管。我看了老叔给大堂弟写信：“我在外面倒木材处处受骗，一分钱没挣还赔钱。”大堂弟说：“咱老董家的人太实在了。”昨晚我和老叔唠嗑，他也发出同样感叹，现在又出自儿子之口，可悲可叹。
我嘱咐大堂弟别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结交好人，有事及时告诉师傅。
回去之后，我给父亲和老叔写信，介绍了吉庆祝的骗子行径。老叔接到我的信，不听父亲和妈妈的劝阻，和老婶带堂妹荣子来大连，找吉庆祝“当女兵”。她们到了吉家，吉庆祝已经去北方搞“冬季征兵”了。老叔老婶回来，天天埋怨我和父亲坏了他们的好事，又动了断绝的念头。爷爷奶奶天天骂父亲和妈妈。
老叔和老婶又带堂妹去大连当女兵，才知道吉庆祝已经被判处四年徒刑。
一九五九年十月，为了与苏联驻军级别对等，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改编为旅大警备区，兵团级别，司令员和政委同时兼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警备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同在一座大院内，后勤部坐落在中山区世纪街。在广鹿高三连时，我曾无比向往守备区机关。到了要塞区机关，我方知广鹿守备区的宵小。来到警备区机关，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里是辽南驻军的最高指挥中心，戒备森严，哨兵荷枪实弹。白天黑夜，机要大楼内“滴滴答答”的收发报声此起彼伏。一条条机密文电从这里被接收，一条条命令和报告从这里发出去。这里是副兵团级别的军政枢纽，指挥导调辽南地区的军政事物和防务。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我坐十五路公交车，到“同泰街”警备区司令部报到。办公室黄主任热情地接待我，他比父亲大五岁，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他和蔼可亲对我问长问短，竟牵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保密室。保密室除了常助理和两个女保密员，还有一师和二师帮助工作的两个保密员。他们可不是“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其中之一，是原警备区司令员兼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他个子不高，军装袖子下的油渍，闪出金属般的光亮。他经常早来晚走，对于别人的冷嘲热讽甚至奚落习以为常，一笑满脸皱纹尽在不言之中，一副落难公子形象。八年前在驻军医院砌大墙，我怎能想到，和坐在浅蓝色轿车里的年轻军官平起平坐。他父亲是老红军，参加过平型关战役，亲手杀死了三个日本鬼子。他身经百战，除了任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还是市革委会主任、市委第一书记。几年前《人民日报》载，他因为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大搞“渤海饭店”“警备区俱乐部”“碧流河引水工程”等楼堂馆所计划外建筑，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报纸、电台天天批判“南霸天”。一年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撤消该同志处分的报告，彻底平反。
帮忙的战士只有两个人，除了我，还有来自警备区通信部大和尚山散射站一个女兵，是我自小就崇拜的作家高玉宝的女儿。小高不愧名人之后，随和稳重落落大方，涉猎知识广泛，对哲学心理学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正自学英语。
保密室废弃的文件，都由我俩用大纸箱装了，抬到墙根下炉子里焚烧。休息时，我们去打乒乓球。她知道我在搞文学创作，劝我学习英语。我说我对英语不感兴趣，想写小说。她父亲是警备区俱乐部主任，正在写长篇小说《我是一个兵》。我老家小西山离她父亲老家很近，我在中学时去演过《沙家浜》。当年我被父亲骂跑，在山上打了一夜苞米茬子被几条狼围堵，回来后写了《天亮鸡叫》。
所有人的家都在大连，只我一个人住招待所。常助理给白山路招待所打电话，把我安排在东楼大套间里，十几张床位。他仍不看我一眼，让我到机关食堂买饭票吃饭，明天正式上班。他不停地抽动鼻子，如果在高三连，肯定荣膺年度“三大毛病”病首。警备区的工作也接近尾声，我的字写的好，专门填写目录。
和要塞区相比，这里的办公室更大文件更多要求也更高。谁哪怕写错一个字盖错一个章，常助理的鼻子都和通了电一样抽动。三个保密员临时抽调上来，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有事就来没事就走。两个女保密员一个有孕在身，摘去了领章帽徽，一个临产。小高今年复员，很快要回连队。关于提干当保密员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我每天从早到晚填写目录，除了上厕所，其余时间一动不动。
于桂河打球扭伤了左手腕，由何宾陪同到二一零医院照相。我的同年兵只留下四个，幸亏我到到警备区保密室帮忙，否则，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复员。
晚上，我们一起到警备区俱乐部看电影《三个失踪的人》。如果“失踪”四个人，其中那个人肯定就是我。九点钟散场，我把他们送上十五路汽车。
招待所房间大、床位多，客人你来我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比砖厂的大通铺，这里堪称天堂。“在家靠娘出门靠墙”，我的床靠西墙。西墙也是人生大讨论的留言板，不同颜色不同字体，记录着不同旅客不同的境遇和感想。
钢笔字：
朋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死而无冤”坷，今天，我将怎样看自己的路呢？我已无法回答，我总感觉人生之路对于我们贫农人家这样狭窄，社会是这样的不公平。我中（忠）心希望有志成才的青年们，发奋向上，努力学习，为广大劳动人民争气撑腰，坚决痛疾（击）那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县官老爷们……《惜别》现实的确在金光闪闪的招牌下，有一群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害群之马，同时也理应受到人类的谴责。但是，你切记不应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有志成材的青年，而应当把自己首先置于斗争的浪涛之中，做个有利于人民的强者。在此我再赠送你一句名言吧：——任何成功，既要有追求的勇气，也要有等待的忍耐。（王东）。无名诗人题：阿哥和阿妹。感情深又深。若是两情愿，早日结婚配。悲愤出诗人，苦闷出酒！钢笔字：同志：请不要苦恼，振作起精神，前途当无量。
最
过了“霜降”节气，天渐渐凉了下来。一天冷雨，将秋暑赶尽杀绝。泛黄的梧桐树叶不堪雨水重负，纷纷落下来，均匀地贴在深灰色的马路上，像展开一匹匹印染着一片片叶子的花布。天晴时，路面看似很平，雨后，低洼处积满了水，成了一座座小湖泊。走在树下，湿漉漉的树叶落在脸上，让人不由地打寒战。
房间里住进某部某排长，向我倾诉在爱情上遭受的重大挫折。在我看来，他的所谓挫折是山花浪漫，一湖温水涟漪。他和我谈起自杀的话题，想实施还胆怯。他说最好上前线杀敌立功，死了值得。再是哪个小孩掉进冰窟窿，为救小孩献身，成为罗盛教那样的烈士。他大惑不解：人人都知道早晚得死，还想方设法不肯早早离去。他表情严峻地说：“自从心上人被情敌夺走，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记下来，做为遗言替我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