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书夜里不用站岗，白天不用上山训练，不用跟班施工打坑道，但是各种杂事缠身，很难静下心看书写作。晚上九点钟，连队准时就寝，任何人不得违反条令条例。熄灯之后，我悄悄来到器材仓库，用苫布挂在窗框上，再遮一层三合板，外面看不见一丝光亮。我在桌子上点燃蜡烛，坐在炮绳上写作。
冬天，仓库里冷的像冰窖，手冻的捏不住钢笔，想好的词句冻在脑子里，字写得歪歪扭扭。夏天不能开窗，里面闷热透不过气，成群的蚊子能把我吃了。稿纸上面满是汗渍和蚊血，实际上都是我的血。为了抵御蚊虫叮咬，我把皮大衣裹在身上，把脚浸在帆布水桶里。部队的蚊子也懂兵法，一会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一会儿各个击破，一会儿围城打援，一会儿声东击西。我裸露的双手和脸，被咬出一片片大包。在写作过程中，我用大巴掌猛扇自己的耳光驱赶蚊虫。
我被大衣捂得大汗淋漓，一晚上不喝光一桶凉水就得脱水。只要有人公干、探家、治病等下岛，我让他们把稿件带到大连寄走。稿件复写完，我头半夜送到柳条投进邮筒，不许它们在连队过夜。我写了许多篇新闻报道、故事、“四不像”等文章，复写多份一稿多投。那天，我将十几份稿件全部发走：《电影场上学雷锋》《人生观集纳》《寓言》《好消息》《过端午》《点名》《北小圈》《信》《将军石小记》《官兵球赛》》《让青春充满力量》《海岛战士的乐趣》《高粱红了野鸽子唱》《猜迷语选文书》《军人须知二十条》《一件邮包》等。
我还不知道，新闻稿件必须由政治部审查盖章，或者附上发稿签。
我还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也邮到各种报刊杂志编辑部：《老牛根买鞋》《憨二叔买自行车》《北海道逸事》《远处的青山》《一个老兵的心事》等。
那些报刊杂志如同裸露的皮肤，我的稿件是蚊虫，不被编辑一巴掌拍死就得遭到驱赶。我不断接到退稿，是一堆堆蚊尸。我发小说稿也和新闻稿抢时间，变成一只只飞蛾扑向烛火。我有三个良好习惯，是我人生拧绳车上的三股绳。任何情况下，我睡觉之前必须刷牙，锻炼身体冷水浴，看书写作笔耕不辍。
全军只有《解放军文艺》一份文学杂志。各大军区、兵种政治部都有创作室，编制若干专职创作员。军一级单位还有文化处，编制专业创作干事。他们都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别说我一个黄海深处的守岛战士。据说《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每天来稿如山，这边用小车往里面推，那边用小车往外面送，让人想起殡仪馆的一条龙服务。能被编辑触碰过的稿件，比被活佛摸顶还荣幸。侥幸被编辑初审看好的稿件，如同经过太监初选的宫女，不知哪一审还得拿掉。即使过得了终审那一关，也不一定发表，不是版面有限就是被名家作品挤占，再是全文发表首长重要讲话，再一期期往后排，排来排去排没影了，被新的作品代替。
能在《解放军文艺》发表的作品，比宫女被皇帝临幸还荣幸。
宫女为了不在宫中老死，如能和编辑合作，也是太监与宫女“对食”。
司务长从守备区回来，给干部们下发“价拨”服装。这是军需部门发给干部不在换发范围内的军需品，象征性交点钱。预感到复员的老兵们涌到司务长屋里，想捞点油水。我鄙视低三下四捞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感到危机迫近。
离年底不到三个月，这期间如果不发生奇迹，我就得复员回小西山了。
我不能闷着头傻写，还得做点有实效的事情。最有实效的事情，是想方设法将时光倒流，否则还得写稿。自从坑道山上一别，我的灵感，也被“大红花”带到大海深处的孤砣子上。从天边划过的那一丝微光，在暗夜里一闪即逝。
那些标新立异、超凡脱俗、离奇古怪的文学构思，被小白鸡带到天国。
雷排长的忠告、连长和指导员的如实相告、姐姐的一厢情愿，把我推向难以摆脱的难堪，几把达摩克里斯剑，在头顶上越悬越低。我最害怕生活平淡无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波澜不惊的日子绝不属于我，吃饱穿暖就是玩物丧志。
只要迈过文学这道坎子，命运或许能峰回路转。这是一条云中险路，也是唯一一条充满希望的路。我时刻不敢忘记“勾践”的提示，走出小西山是我人生永恒不变的定律。我时刻不敢懈怠，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写稿发稿，源源不断地接到退稿，变成无法逆转的恶性循环。哪怕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仍能让我在幻想中度日。或许某一天来船，我会收到编辑部的用稿通知。
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中，马丁·伊登退稿的主要可能，是一个作家和编辑都不认识，连一个曾经尝试过写作的人都不认识，没有谁来暗示他、指点他给他一点儿忠告。我也不认识任何作家和编辑，入伍前有郝文章的指导、徐百礼的感召。入伍之后，班长罗未来、郎青、指导员和副指导员，都给了我很大启发、并提供各种方便。我想我和“马丁·伊登”的最相似之处，就是邮路。
他的邮路是一台机器，把自己倾注心血的小说、诗歌等交给这台机器。它们横贯大陆，从西海岸跑到东海岸，隔了一段时期，邮差又把这些稿件送还给他。
我的邮路在海岛和大陆之间，是下了一条没挂诱饵的“串钩”。
我的稿件或许根本没登陆，老牛船一定为我私设一间分理所，船没靠岸，已将稿件分离。没有价值的新闻稿被无情地抛进大海，在海面上漂浮一层。
厚厚的小说稿，盖上“不予采用”的印戳，挂上串钩退回广鹿岛高三连。即使到了海枯石烂那一天，我也别想钓上一条鱼，哪怕一只虾怪。和“马丁·伊登”截然不同的是，我不是个人主义者，而是集体主义者。我急切地想融入社会、部队这个大家庭，成为其中一员。我一块小小的皮肤，必须植入到庞大的社会肌体上才能存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集体什么鸡灯都不是。
我写了这么多稿子，没有一篇比得上《天亮鸡叫》。不管怎么说，编辑还给我来了封信，提出意见让我重写，起码得到一点儿安慰。我想，一定是署名上出了毛病，编辑只要看到“董太锋”三个字，不屑地把稿子扔进字纸篓子。
关科长提升为副政委，仇干事提升为宣传科长，正需要建功立业。
也许为了表达为爱情舍弃修改我的诗朗诵的内疚，也许为了履行职责，仇科长专门打电话为我提供素材，让我写一篇广鹿岛“驴当表”等趣闻集锦。
他在电话里说：“你不用总去关注当前的主要工作和重大题材，这种稿子很难被采用。相反去发现、捕捉和挖掘边边角角的东西，倒有发表可能，影响更大。比如说：被搁浅在小水坑里的大鱼、海边石缝中的大海参等等。”
他特别提示：“每个守备区都有一篇‘值班稿’，每年在《解放军报》定时上稿，每年一次性地完成军报见稿任务，只是换上新的时间而已。比如：小长山的‘清明前后，黄海前哨某守岛官兵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海洋岛的‘渔村第九户’等。有个报道干事连续八年在军报发表同一篇小稿，连续八年荣立三等功，由战士直接提干，由排长提升为守备区政治部主任。”
他最后强调：“我们以前也搞了个‘今年四月十日零点之后，广鹿岛老铁山红旗哨所周围映山红定时绽放’，一直没在军报值上班。我为你提供的‘驴当表’趣闻等题材和线索，不但能发表，更能产生轰动，在军报值班。”
我表面上敷衍他，内心里充满不屑。
为了应付仇科长，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写了一篇《长山岛趣闻》，分“驴当表”“金银锚”“龙吸水”“龙兵过”四个板块，语言诙谐拟人化。
那天我吃了几碗夹生高粱米饭消化不良，应该叫“屁臊寡淡”。
我投了十一次稿被退回十一次半，编辑把新疆军区一位作者的稿子“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也装进信封里一起退给我，哪知道“我的心儿碎了”。
为了复写“趣闻”，我手指头被油笔磨出泡，大量时间白白浪费。四个板块如同四块钢板，被编辑焊了座牢房，把我的自信心牢牢封住，漫漫长夜不见天日。仇科长来电话让我继续投稿，我心里说：你别让我投稿，干脆投海得了。
那当时，有两个人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杂志，写新闻稿是“冯台东”，写小说是“毛志成”。他们肯定随便写篇东西，随意往天上一扔，就能见诸报刊杂志，把人嫉妒死羡慕死。我狗急跳墙自欺欺人，将这篇倒霉稿属上“冯台东”的名字，像在狐狸洞口栓一只不下蛋的小病鸡进行试探，看能不能发表。
我第十二次将那篇倒霉稿投出去，随意得像从“老牛船”上扔进大海。我还破釜沉舟，将这篇倒霉稿所有退稿和底稿统统烧掉，不留半点痕迹。我还有两个恶毒想法，一是让仇科长的“驴当表”和“趣闻说”见鬼去吧！二是让长期霸占版面的“冯台东”，也尝尝退稿的滋味。哪怕编辑部深夜停电、此稿被盲人夜班编辑随手摸到了编发，第二天见诸报端，我也决不后悔。没想到三天之后，稿子刊登在《前进报》上！接着，《辽宁日报》、《旅大日报》、《红小兵》等几十家报刊杂志连续转载。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了，国内某家大报也转载了！整个长海县的军民们都看见了听见了！
全县沸腾，广鹿岛人人奔走相告，说我们兔子不拉屎的海岛出大名了。文化站借水产公司的汽车载了锣鼓队，绕岛敲了一天锣鼓庆贺。大陆不断有人上岛，高价买回毛驴，当钟表报时。北京某着名研究所专家上岛，考察“驴当表”现象，是生物钟作用还是偶然巧合。接着又有什么科学家上岛，考察“金银锚”“龙吸水”“龙兵过”等。仇科长打电话，让我立刻到守备区宣传科找他，有要事。
他惋惜得捶胸顿足，说“驴当表”现象发生在我们广鹿岛，让别人抢写了。他批评我没抢在“冯台东”前面写出“驴当表”，让我好好学一学人家。
他说：“你的文笔半点不比冯台东差，只是自以为是不听我的劝告。假如这篇稿子是你写的，你现在不但荣立三等功，已经入党提干了。”
我愣在那里和傻了一样，一句话说不出来。在回连队的路上，我左思右想不甘心，必须对仇科长说明真相。又一想，我如果说这篇稿子是我写的，人人都得把我当成精神病。再说所有底稿都被我销毁，哪怕割断动脉、喷血书作证，都没人相信。那个冯台东是谁？被张冠李戴的稿子发表后出了大名收到一大堆稿费，该作何感想？我从秘密小路回连队，仇科长在连部等我，事情肯定有了转机。
我离开守备区之后，仇科长突然产生了补救办法，要车追我没追着，追到连队。他让我模仿“趣闻”，赶紧写个姊妹篇，火速投给《解放军报》副刊。十三年来，广鹿守备区没在《解放军报》见报，是着名的“秃子单位”。
关副政委和仇科长新官上任，立下军令状，非让“秃子”长出头发不可。我半个小时写完“趣闻”的姊妹篇，天公不作美，大雾弥漫一直不来船。
半个月后云开雾散，“老牛船”来了。仇科长亲自找个可靠之人，将稿子带到大连。他翻报纸突然发现，“冯台东”的另一篇稿子《海水中的密闻》，上了《解放军报》副刊，既“趣闻”的姊妹篇！“密闻”占副刊半个版面，也是“海龟的隐忍”“鲅鱼的凶残”“章鱼的温柔”“针鱼的利剑”四个板块，篇幅、语言的诙谐拟人化，几乎和我的稿子相同。我脑袋像不住摇晃的陶罐，“冯台东”三个字是三个骰子，“哗啦啦”响个不停，不知道能组合成个什么东西。
“陶罐”停住，“三个骰子”颠倒着排列；成了“董太锋”的谐音！
“铅字董太锋”一直不肯露面，还成了吃里扒外的内奸。人生来不及发出请帖，我也来不及后悔，虽然吃了大哑巴亏，只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我除了对仇科长刮目相看，还恢复了自信，稿子不发表决不是质量问题。即使我没提干没入党复员了，也得带一份有我铅字名字的报纸回去。没想到将“董太锋”三个汉字变成铅字，比把军装上的两个兜变成四个兜还难。
我想铅字想得快要铅中毒了。经指导员同意，我把“闹鬼”的仓库收拾一下，连夜搬进去。月光沐浴下的营房，黑黝黝朦朦胧胧神秘阴森。为了“镇鬼”，我也在枕头式半自动步枪，在墙上挂了枝五六式冲锋枪。半夜三更越安静，“嘤嘤”的哭泣声越清晰。我以为刮风了，吹拂溜窗缝的纸条，仔细一听也不是。我起身挨个部位仔细分辨，那声音竟来自床下！我越不想听，那哭声越往耳朵里钻，似黄花闺女诉说生前的种种不幸。我用手指头堵住耳朵，哭泣声变成嚎啕大哭。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来自共产党内。原来，这声音来自我耳蜗中的血流声。
月光渐渐地从窗外移进来，墙上映着半自动步枪的巨大投影。
假如用武器形容文学，机关枪是长篇小说，步枪是中篇小说，手枪是短篇小说；冲锋枪是散文，诗歌是手榴弹。我想了几天，把创作目标确定为散文。
每当来船除了退稿，我都能收到父亲来信，仍千篇一律“特别你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我和你妈没病你姐姐找对象啦你弟弟妹妹都省心啦不用挂念……”
父亲一定戴了老花镜，像妈妈回边外那段期间，彻夜为我们缝衣裳补鞋一样给我写信，三天寄一封。他把邮政编码“”记的特别精准，没出一次差错。他把“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43分队”一行字，写的无比流利一气呵成。他唯独写不好“董太锋”三个字，似是而非随心所欲、自以为是。他有时把我的名字写成把我坑苦了的异体字“峯”,有时候用丰收的“丰”代替。连姓“董”的董字都被他简化，不是在草头点完事。这让我胡思乱想，是不是父亲已经不在了。
他提前写下几百封信和以后的日期，让谎言一直欺骗到我穿上“四个兜”，再含笑九泉。我赶紧给家里写信，说想家了，要一张近期全家照片。那天发津贴，我把八元钱装进信封寄回家，自己一分钱没留。父亲很快寄来了全家照片，是“120”照相机拍的，拍自一个星期之前。老叔买了一架“牡丹牌120”照相机，走村串户照相。他和我家的关系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就像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和美帝之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放心了，心情也更加沉重，如何回报老人的一片苦心。我千遍万遍地自勉：上进啊努力啊争气啊……既无能为力又无济于事。
转眼间到了下半年，时间像堕崖一样越过越快。到了十月下旬，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我越着急，越是一个铅字都制造不出来，心情倒像灌了铅一般沉重。我随一排到通信连
路面落了一层枯叶，被汽车轮子碾压出两道浅显的车辙，像空话连篇的两行文字。“哼哼唧唧”的汽车马达声，重复着没有实际内容的车轱辘话。
几天没出门，秋天渐行渐远冬天即将来临，让人接应不瑕。汽车行驶在山路上，颠簸不平的路面是我坎坷的人生之路。老铁山被一团浓雾笼罩，我的人生前景也云山雾罩。路面向海边延伸，汽车不断下旋，正符合我此时的心境。
山坡上，马祖庙残垣断壁野草枯萎，瑟瑟发抖，战战兢兢诉说一段段被时光淹没的历史见闻。苍茫的海平面仿佛刚刚上升。我一步步地走进历史、史前，走进大陆板块形成的震旦纪，定格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唐洼小珠山贝丘遗址上，袅袅升起辽南地区的第一缕炊烟。路边站着三三两两的古人，莫名其妙盯着我们和汽车。我装卸两车石子，除了手掌上磨出的两个水泡，再一无所获。
我接到来自某基地一封部队来信，急忙打开。映入眼帘的，是行云流水、竖排写满三页宣纸的毛笔字草书。有的字占了三个字的位置，有的几个字一挥而就。我认真数了数，这封信通篇不过百十来个字，我破译了多遍，才明白内容。
姐姐刚处的对象给我来信，比我早当两年兵，已经提干。他信中每个字都浸染着悲观情绪，说在部队没有前途，准备转业。我由不解到纳闷，再到怀疑。
他老家比小西山还贫穷偏僻，难道回家才有前途？
按他的条件，转业后，顶多到公社当个绿豆粒大小的乡镇干部。
我怕头脑简单的姐姐受骗，像发现一个好的故事线索，赶紧给她回信。
我在信中提出几个疑点：一是此人根本没提干不得不复员；二是确实提干了，犯了某种致命错误受了处分，必须转业；三是没提干也没入党，想在复员前找个对象。我反复权衡，觉得第二种情况可能性较大。我让姐姐以单位名义给此人部队发函，调查一下具体情况，免得上当。我心急如焚，姐姐一直没回信。
立冬那天下了场小雨，半夜三更气温骤降，小雨变成冻雨。雨停了，地面结了一层薄冰，人走在上面一跐一滑。无情的冬天到了，像迎来一位不受欢迎必须得来的客人。上午拔白菜，天气虽然很冷，肖立文收音机里播放优美的电影插曲《西沙啊我的故乡》，仿佛把人带到南海热带雨林、西沙、上甘岭、孟良崮，回到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下午装车，往菜窖子里面拉白菜，装白菜。
白菜地边，北崖生产队的饲养员老刘头，一跛一跛地走进菜地。他头戴破棉帽，一只帽耳朵耷拉一只上翘。他小个子刀条脸，上面布满横七竖八的皱纹。他生着一对绿豆眼，小鹰钩鼻子垂着两行鼻涕。在乱糟糟的一片黄胡子中间，向内缩回的嘴里叼着一支烟卷，酷似《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栾平。大家喊：“栾平！栾副官！”一报还一报，他理直气壮地进到地里，拔起一棵大白菜就走。
中午，天阴下来，下起沸沸扬扬的大雪，整个海岛瞬间变成银色世界。都说雪花落地瑟瑟有声，我把耳朵贴在雪地上，没听出半点声音，连雪花落在脖子上一凉化成水，也悄无声息。雪越下越大，在帽子上衣服落下厚厚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