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说“班长是军中之父”。高三连的“父”，非一班长赵恩才莫属。
他十五岁当大队基干民兵，十七岁担任民兵连长，之后入党。全县民兵射击比赛，他单手平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枪响靶落。在毛主席“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光辉思想照耀下，全国涌现出许出多像赵恩才、盐场曲跃后这样军事技术全面过硬的民兵连长。和敦实矮胖、眼睛近视的曲跃后不同，赵恩才身材高大高门大嗓风风火火，漆黑的脸上一片紫疙瘩，如同石棚上生了一层海荞麦。他十九岁入伍，半年之后当班长，班里都是比他兵龄长的老兵。
连队年年施工打坑道，开凿导洞、纵深掘进、放炮排险等危险工作，他带领一班首当其冲。转岛训练，他经常代替连长指挥全连装船卸船、抢占阵地。一班是高炮营的尖子班，在打掉拖靶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年前，一排长转业，赵恩才代理排长至今。
拿破伦说“班长是军中之母”，高三连的“母”，罗未来当仁不让。
他来自浙江，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三好学生，中学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艰苦的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垦战士。他在兵团入党后，当了指导员，处处起到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上级提出“小镰刀战胜机械化”。他第一个跳下拖拉机，拿起镰刀收割麦子。深秋，熟透的大豆爆荚。
他和农工们“大猫腰、拉平刀，抓小把迈小步”，起早贪黑在地里收割。晚上，他在油灯下带领全连学“毛选”，顾不上自己满手豆刺，在灯下一针针为同志们挑刺。“小镰刀”最终未能战胜“机械化”，他报名参军来到黄海前哨。
入伍后，罗未来刻苦学习政治理论，是守备区的理论骨干，到各连队辅导。他荣获旅大警备区“学雷锋积极分子”称号，是“雷锋事迹宣讲团”成员，到各部队巡回宣讲。连队政治学习，指导员只敲开场锣，都由罗未来主讲。
罗未来和赵恩才都是连队党支部成员，是穿两个兜的“干部”。
连长和指导员都由衷地说：“如果让赵恩才和罗未来取代我们当连长、指导员，高三连肯定会取代守六连，成为守备区的‘硬骨头式’连队。”
他们如同小西山的“地富子弟”，空有一副唐寅之才潘安之貌。天妒良才让他们落在高三连，天生我才没有用。如果今年再提不起来，他们就得解甲归田复员回家。赵恩才和罗未来两个人无怨无悔，当一天兵就尽一天义务。
两个人不但是高三连的骨干，还是高三连官兵的主心骨。
部队是所大学校，五班是所小学校，班长罗未来是良师益友。他当了四年班长，带过几十个兵，每个兵都有不同的提高。落后的战士转变后入了党，文盲战士学文化，成了连队的文化教员。开始，赵恩才想让我到他的一班。
罗未来说：“董太锋有文化还当过教师，还是到我们五班合适。”赵恩才说：“董太锋当兵入伍，是走对了大门进错了小门。”罗未来说：“董太锋年龄大，我们尽量为他提干铺路，创造条件。”分到高三连是我命运的不测，遇上赵恩才和罗未来两个班长，是我的造化。我能到五班当战士，更是不幸中的万幸。
老兵复员之后，饲养员朱大业担任五班副班长。
班里老兵有来自辽西的陈寿高，湖南籍的万不帮，新兵有知青袁顺利，再是董太锋。三排是高射机枪排，住营房西头两间宿舍，中间隔着一道火墙。
我们五班住在火墙里，六班住在火墙外，一座取暖火炉正对着门口。
外面是水缸，还有清扫工具。在连队所有工作中，打掉拖靶最重要。在所有细小工作中，扫地最重要。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靠做“细小工作”提干。扫地挑水帮厨种菜喂猪出公差，都是细小工作，不包括一日养成。三排长雷祥明“雷大炮”来自四川，没有文化，靠一把笤帚起家，一首打油诗如雷贯耳：
和平年代要清醒，
脚下就是上甘岭。
扫低地面等高线，
保证人人能提干。
别小看一把笤帚，有时候比手中武器重要。你枪枪打十环不一定提干，天天扫地很可能提干。如果连队是《封神榜》，那把笤帚肯定是干部科长化身。
下班那天，我们六个新兵没等放下行李，一窝蜂地抢门后面的笤帚。
连队星期天两顿饭，下午那顿饭吃大米饭、一个星期唯一的一顿细粮。有经验的老兵先盛半碗饭狼吞虎咽吃完，再盛上尖一大碗细嚼慢咽。新兵没有经验，等把第一碗大米饭吃完，饭盆见底。隔行不隔理，六班新兵王巴蛸在海岛土生土长，家里和连队仅一墙之隔。他深谙此道，第一个把笤帚抢到手，先把五班的地面草草地扫一遍，再回自己班草草地扫一遍，然后一个人慢吞吞地精扫。
我想起到大连搞副业砌大墙途径瓦房店，大伙儿在饭店里买包子。服务员刚把一大盘包子端上来，被一个捡剩饭的女人盯上。她以闪电般速度，在每个包子上咬了一口。大伙儿再仔细再心疼钱，也扔了那盘包子，她一个人细细品尝。
王巴蛸和那个女人一样，刚下到班排，就把自己和笤帚绑在了一起。
我没抢到笤帚，灵机一动，跑到炊事班抢到了扁担水桶，挑回第一担水。这可不是“我把太阳第一个迎进祖国”，我刚把水倒进水缸，扁担和水桶被人从肩上夺走。那天，三排地面被六个新兵反复扫过多遍，水缸里的水刚形成一点吃水线，马上被挑满。洒在地面上的水，顺门槛淌到门外，形成一道小溪流。
排长雷祥明得意洋洋地站在门口，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的一口四川话，就像九寨沟打雷，震得耳根子“嗡嗡”响，全是那套“细小工作论”。三排的床角、床头柜和枪柜明显高出地面，不是为了防潮，而是印证了那几句顺口溜：
高炮三连雷祥明，
能把高山来扫平。
幸亏地面勤垫土，
否则扫到岩石层。
几个新兵抢笤帚抢的不可开交，雷排长仍借题发挥：“笑什么笑？笤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小小笤帚有学问，扫不出名堂‘实弹本’！”
我不明白雷排长说的“实弹本”是什么意思，以为和实弹射击一样重要，又不敢多问。我事后问班长：“雷排长说的‘实弹本’是什么意思？”班长笑着说：“雷排长文化低，为了押韵，把‘是笨蛋’颠倒成了‘是蛋笨’”。
雷排长用擒拿动作下掉袁顺利手里的笤帚，示范扫地就像清剿，专门消灭死角。天上不过一只鸟，海上不过一根草，笤帚一堆纸屑、烟蒂和火柴棍，像奶奶在收过多遍的地瓜地里，又刨出一筐傻地瓜。更为神奇的是，老兵万不帮的假牙丢了半年，全班挖地三尺没找到，竟被雷排长排雷一样扫了出来，让他下岛镶牙的美梦破灭。
我看过电影《雷锋》《董存瑞》《列兵邓志高》，都有连队为新兵举行隆重授枪仪式的场面，让人振奋和向往。我盼望的隆重授枪仪式，连里没举行班排也没举行。老兵复员命令一下，全连枪枝弹药，被文书锁进弹药库里统一保管。
大概在雷排长眼里，笤帚远比手中武器重要，倒是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授笤帚仪式。他即将转业，天天赶海摸海参，算好了潮汐，开完会正好去赶海。
排里开完会之后，去弹药库领枪。几十个新兵在门外排队，从文书手里接过手中武器。油腻腻沉甸甸的子弹袋里，装着两个备用弹匣和七十五发携行弹。
让我欲哭无泪的是，我的手中武器，竟是在新兵连用过的那枝“六三式自动步枪”，枪号尾数是“”。它鬼使神差地回到我的手中，成为我的第二生命。枪托上的累累伤痕和护木上的嵌茬，似向我悲壮地暗示：我和你有着相同的命运。常年“压床板”的老兵陈寿高告诉我：“这枝破枪打不准还走火，六个主人都没入党，其中一个病故。”是福夺不走是祸躲不过，我别无选择。
我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噩梦之旅，无路可走必须往前走，才是唯一的出路。
“当官不当司务长，当兵不站二班岗。”司务长一天到晚婆婆妈妈琐事缠身，一年到头不得清闲，提升还慢。司务长贾幸福比毛驴还辛苦，每天起大早抱着磨棍推豆浆。士兵站二班岗从晚上十点半站到半夜十二点，刚睡着被叫醒上岗。尤其冬天，被窝刚刚捂热，就得起来上岗。要么干脆躺着不睡，苦熬到上岗时间。站完一班岗回来，脱了衣服钻进冰凉的被窝刚捂热，又到了起床时间。
我第一次站岗就摊上二班岗。那是个雷雨之夜，电闪雷鸣大雨如注。
朦朦胧胧中，班长罗未来扎好子弹袋，背上冲锋枪披上雨衣。他怕我不适应这种天气，自己上阵地接岗，让我代班站营房岗。我非要上山站阵地岗，他没再坚持，叮嘱我带上手电筒。我说：“夜里打手电筒容易暴露自己，我入伍之前养成的习惯。”我扎上子弹袋提着枪，披上雨衣出门，一头钻进瓢泼大雨中。
我眼睛很快适应了黑暗，走夜路更是轻车熟路，借闪电光亮出了营区。我脚下一跐一滑磕磕绊绊，路过那棵曾经挂着哨兵头颅的大槐树下。我赤手空拳都不害怕，更何况手里有枪。到了山上炮阵地，万不帮和我互换口令，下山去了。
当阵地上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才感到紧张。我头皮发乍，总觉得身后有个黑影，回身搜索什么都没有。我违反条令拉开枪栓，“哗啦”一声子弹上膛。
我到各枪、炮坑巡视一圈之后，进到岗楼里。石头砌成的岗楼一人多高，里面的烟味、汗味、脚臭、霉味直冲鼻子。地上放置一樽炮墩，上面铺了一件油渍渍的羊皮军大衣，哨兵冬天披在身上取暖，平日坐在上面休息。我端着枪一动不动地站在旮旯里，分辨外面的声音。一个人影一闪，我以为是干部查岗，大声问：“口令！”黑影说：“我是老百姓，上山找牛，进岗楼里避避雨。”
他确实是海岛口音，我履行哨兵职责，命令：“请你马上离开！”
他磨磨蹭蹭不走，我拉了一下枪栓，先上膛的子弹不知弹到何处。那人说：“你是个新兵，子弹已经弹出去了。你不敢开枪，让我进去吧。”我用枪刺挡住他，把他一步步地逼出炮阵地。他骂骂叽叽地回过身，消失在坟地旁边。
雨渐渐小了，闪电不时将远方的海面照亮，雷声朝着西北大陆方向移去。不知道家里那边下没下雨，房子漏没漏。父亲上房堵漏，上梯子千万小心……
“刷”地一声，在那个人消失的坟地里，腾起一发黄色信号弹。远远近近的松树林、萝卜墩、阵地上的炮衣，被映照得亮闪闪，一片晶莹苍黄。
信号弹一定和那个人有关，我后悔没听班长的话带手电筒，没看清他的面孔，没对他进行搜身。他半夜三更闯进炮阵地，我完全有理由将他扣押，等三班岗上来把他带回连队审问，肯定能解开信号弹之迷。我终于相信，敌特就在身边。
六班新兵李东明接岗，我用他的手电筒到坟地里搜查，全身被草丛中的雨水湿透，没发现信号弹发射装置等蛛丝马迹。我回来用手电筒在岗楼内外寻找，也没找到那发弹出去的子弹。李东明吓的浑身发抖，我陪他站完第三班岗，和他一起下山。我心怀鬼胎没向班长报告，不知道如何补上那发子弹。
第二天上午例行验枪，我发现那发子弹倒卡在机匣边缘凹槽内，枪机照样前后滑动。我用板手撬出子弹压进备用弹匣，不知道别的枪是不是也一样。
洪子东岛加强连解散，原毛驴车使役员陈寿高分到了高三连。他把加强连当成亲妈，把高三连当做后娘，好也是不好、不好更是不好。他压床板闹复员，拒绝打针吃药去医院。排长雷祥明在小盐场请来一位老中医，给他针灸治病。
老中医的钢针锥梃子粗细半尺多长，吓得他灵魂出窍，光着脚逃到外面雪地里。他说脚崴了，一瘸一拐地走了两年，已经不习惯正常走路。连队决定他复员，他非要办完“残疾证”再走。从此后，“压床板”吃疙瘩汤在营区里闲逛，成了他的“一日养成”。他每天披大衣手持半导体收音机，在营区里面一瘸一地拐地溜达、看什么都不顺眼，三句话必骂一声“高三连”。
他没什么可骂，站在猪圈墙外骂猪，殃及旁白棚子里的毛驴：“你们活个什么劲？养肥了被人杀了吃肉，傻逼一个！还有你个驴操的，吃点草料被鞭打棍捶，挺美是不是？知不知道，说驴吉普是忽悠你，发给你军装和津贴了吗？”
我和陈寿高睡上下床，为了将“压床板”合理化不受干扰，他主提出睡上床。他说：“你有文化，争取到连部当文书。文书是连勤班长，管理给养员、通讯员、卫生员。给养员是七一年老兵，党员、干部苗子。卫生员是七三年兵，通讯员是七五年兵。老话说‘宁到守六连喂猪，不在高三连当文书’。在守六连当文书，干两年都能入党提干，最快一年。在咱们高三连，赵恩才和罗未来都没提干，文书想都别想。要想入党，必须在‘两打’中创造出好成绩：一是施工打坑道，二是转岛训练打拖靶。当文书不用施工不用站岗，也不是谁都能当上。连长老圈有则谜语，谁能猜出来，肯定能当文书，多少茬新兵都没猜出来。”
我顿时精神振奋，迫不及待地问：“那则谜语的谜面是什么？”
陈寿高想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想起来。我把那句谜语，当成救命稻草。
陈寿高虽然“残疾”，据说摔跤非常厉害，全连没人敢比试，他没事就抱着门前的槐树摔。他十八岁参军，比我小三岁，压了两年床板，要是匀给我一年，我上不了天也能离地三尺三。我俩上、下床说话方便，很快拉近了距离。
谁知道没过三天，陈寿高就想要我的命。
星期天，五班和六班打扑克，新兵们站在后面观看。陈寿高输了，以为六班的李东明使眼色，回手就是一拳。没等他打出第二拳，手腕被我攥住。他用另一只拳头打我，又被我另一只手攥住。他挣扎半天动弹不得，丢了面子。
我放开他的手，他没敢摔我，但是摔了扑克。他对大家说：“你们看着，今天午饭之前，我们班这个新兵没命了。”一个落后战士说了一句狠话，全连如临大敌。文书称守备区军械科检查装备，把班排所有武器弹药收回，锁进弹药库。
全连点验，检查私藏弹药。连队干部全副武装，赵恩才和罗未来都佩带手枪。
只有我没把陈寿高当回事儿，也没感到他对我有什么威胁。
中午吃饭，陈寿高在饭桌上自我解嘲：“新兵也不容易，让他活着吧，我多吃了几年高粱米，得保持老兵风度。”我把盘子里的一块肉，夹到他碗里。
晚上自由活动，陈寿高约我来到海边，要和我比试摔跤。我站着不动，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摔倒。他恼羞成怒地打了我一拳，如同打在铁块子上。我只好和他摔了三跤，故意让他赢了两跤。他借坡下驴，装模作样地教了我两招。
五班只有我和袁顺利两个新兵，我从农村入伍，他从知青点入伍。许多知青把参军当做回城的捷径和跳板，即使提不了干也得入党，复员回城后，被安排个好工作。入不了党复员回城，当工人挣“二鼻子”，也比在农村修理地球强。
袁顺利才是人世间请来的客人，一下生一顺百顺风调雨顺处处顺利。
他妈妈是市农委处长，一个条子能批到紧缺的化肥。他父亲是市食品公司革委会主任，打个电话能买到一麻袋肥猪肉。他姑父是海港客运站主任，过年过节一票难求，买船票如同探囊取物。他叔叔在民政局负责复员兵安置工作，即使现在复员，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他上山下乡是出于好奇，如同以后的城里孩子到农村旅游，吃农家菜。他一下乡就到公社武装部帮忙，连知青点都没去过。
他参军入伍，比上山下乡还简单容易。他的入伍登记表、政审意见等，全由自己填写盖章。他上小学时，暑假期间和同学们来海岛游玩，到海岛当兵是故地重游。别人入伍带了一提包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他带了一提包优越条件。
他不苟言笑居高临下，既看不起哪来哪去的农村兵，也看不起和他一样的知青。班长找他谈话，他自始至终面露轻蔑的微笑，连陈寿高都得让他三分。
湖南籍老兵万不帮，小个子大裤裆。他的邋遢全营出名。他绰号叫“喇叭匠”，因为一边用报纸卷抽“喇叭筒”烟，一边双管齐下喋喋不休地吹牛皮。
连队一日三餐除了高粱米饭，再是“二米饭”。星期天两顿饭，下午是纯大米饭。“五一”国庆节那天，连队会餐。每个班餐桌上，是半盆香喷喷的炖小鸡。万不帮在饭桌上大吹牛皮，故意做出万般无奈的样子：“我从小到大一直吃大米饭，都吃出了脚气病。幸亏我到部队吃了几年高粱米饭，把脚气吃没了。我见了大米饭脚丫子就发痒，炊事班非得做大米饭。我在家里吃鸡肉都吃出了鸡粪味儿，炊事班还非得炖鸡肉。这顿饭让我吃什么？不是和我过不去吗？”
陈寿高高调声明：“大家听着，万不帮说了，不吃大米饭也不吃鸡肉。”他赶紧到炊事班，给万不帮盛了一碗剩高粱米饭，还有一盘咸菜。
万不帮快被大米饭和炖小鸡馋死了，话已出口，只得假戏真做。
他吃高粱米饭就咸菜，如同哑巴吃黄连。他实在馋的受不住，从陈寿高碗里抢了点大米饭，往碗里倒了点儿鸡汤。万不帮多次吹牛皮吃大亏，班长多次对他批评教育，他屡教不改。班长只得陪着笑脸，让炊事班长给予照顾。
炊事员端来一盘鸡肉和一盘大米饭，万不帮风卷残云地吃了个精光。
陈寿高忿忿不平：“你个喇叭匠吹牛皮还有理了，该立三等功了。”
一次夜里，万不帮站岗路上跌倒了，磕掉了两颗门牙。守备区医院的牙科医生外出学习，连里批准他下岛，到大连驻军医院镶了假牙。从此后每当换季换装，他的假牙就掉一次，再到换装时，还能失而复得。
那次换完夏装，申亮说：“我觉的自己像鸟儿被拔光了羽毛。”
雷排长讲了个笑话：“一只老鹰叼小鸡，结果被一群鸡拔光了羽毛，飞不起来，好不容易逃了回去。其他老鹰问：你身上怎么光秃秃的？老鹰还嘴硬吹牛：我要仨它给我俩，我脱了衣裳和它们打！”战士们笑的前仰后合。
陈寿高讲了个类似的笑话：“一头老牛正在排粪，一只乌鸦照粪门狠啄一口，老牛吓了一跳，一激灵把乌鸦脑袋缩了进去。乌鸦拼命挣扎出来，狼狈地逃回去，在其他乌鸦面前充好汉：我要肝，它给我肺，我要死要活往外坠！”
万不帮笑掉了假牙，全排人找翻了天也没找到。
到了换冬装穿大头鞋，万不帮发现，假牙卡在自己的大头鞋棱槽内。那天到守备区看完电影回来，万不帮的假牙又掉了，不知道掉在哪里。换完夏装，有人发现，他的假牙被路边的青草顶出来。又换冬装，万不帮和陈寿高打手板。他被打疼“哎哟”叫了一声，假牙又掉了。换完夏装新兵下班，雷排长示范做细小工作，又把他的假牙扫了出来。只有陈寿高怀疑，他故弄玄虚借机会下岛。
别看万不帮邋遢大裤裆，从来不拖班里的后腿。一次连队夜间紧急集合，他穿倒了裤子没系鞋带，没跑几步背包散了。他背着枪扎着子弹袋，提着裤子，披着被子趿拉着鞋，跑在最前面。他家住湘西大山里，爬山越岭如履平地。
那天，连队上山割刺槐，万不帮手上一根刺没扎，一个人完成几个人份。他用一截树根打个活结，脚蹬手拽抻拉几下，瞬间将一捆刺槐捆紧。
我买了一本《运筹学优选法》，有的地方似懂非懂，他给我讲“田忌赛马”等典故，说出生活中许多相关实例。他训练刻苦，计算航路捷径张口就来。
连队转岛训练实弹射击，观察员在观察镜里还没发现目标，已被万不帮牢牢地锁定在瞄准镜里。每次高射机枪实弹射击，他都在拖靶上留下弹洞。假如他像兄弟连队高射机枪打提前量截钢丝绳，保证枪响靶落。在高三连，上级给个优秀成绩就该受宠若惊了。别看他叫万不帮，谁有困难都热心帮忙。
陈寿高骗他：“‘小辣椒’的裤腰带解不开，让你赶紧去帮忙。”万不帮真的去了，结果挨了一顿骂狼狈地跑回来，还因为私自离开营房挨了批评。
老兵们可以取笑万不帮，他也喜欢逗乐，但是新兵不行。袁顺利以为高人一等不自量力，也叫万不帮“喇叭匠”。万不帮虽然不高兴，还笑一笑保持老兵风度。那天打扑克，袁顺利又叫他“喇叭匠”，叫到第三次他跳起来，一拳捣在袁顺利嘴巴上，捣得新兵口鼻流血。从此后袁顺利长了记性，再不敢叫了。
副班长朱大业是全连唯一一个文盲，没念过书不识字。
朱大业当兵前在生产队喂猪，入伍后在连队喂猪，弟兄们都叫他“猪大爷”。他起早贪黑到海边捞海菜、拣海带拌猪饲料烀猪食，划拉小鱼小虾做虾酱，给猪当“小咸菜”。两年工夫，高三连达到一人一猪，每个星期杀一头猪。每年转岛训练，高三连随登陆艇带去一群肥猪，人“嗷嗷”叫猪也“嗷嗷”叫。
守备区在连队召开养猪现场会，副司令员、后勤部长、各营副营长、各连队司务长参加。朱大业无知者无畏，愿意说话还敢说话，什么场合都不打怵。
指导员李永远怕他胡说八道，让文书为他写了讲话稿，教他背诵。朱大业一上台全忘了，信口开河：“在眼皮底下的大好节气下，感谢各位首长和脚掌同志们在不忙之中，到我们高三连召开全体肥猪大会。我代表高三连全体肥猪，向各位首长和脚掌同志表示热烈欢迎！你们挺高兴，但是我圈里的猪不高兴，不但耽误吃食睡觉长肉，还得为你们牺牲一头猪。人牺牲了能评烈士，猪牺牲了被扒皮吃肉，人人解馋，应该算公伤才合理。我是个没有文化的大流氓，不会说人话但是会说猪话。我说的猪话肯定没有人话好听，请各位首长和脚掌同志们愿听不听，多多见笑为盼。猪大爷我就讲这么多，此致敬礼见字如面。年月日”
朱大业讲完立正敬礼，走下讲台，首长和“脚掌”同志们笑翻了天。
北京军区某连队饲养员叶洪海，和朱大业一样，刻苦钻研养猪专业技术。他制成的省粮、易做的“中曲”发酵“糖化”饲料，在军内外推广，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饲养员”荣誉称号。他还写了一本书叫《中曲发酵饲料》，十一次被毛主席接见，从战士提拔为助理，直至提升为副司令员。
朱大业不知道叶洪海是谁，在饲料“发酵”上下了更大的工夫。他充分利用海岛的特殊资源，在饲养室里砌了座发酵的大水泥窖子，将小鱼小虾海带海菜等发酵后喂猪，虽然令人作呕，但是猪吃上了瘾，长膘。他没有文化，介绍经验驴唇不对马嘴，更别说写书。他的最大体会是：猪知道好赖，对它好就长肉对它不好就见瘦，怎么对待人应该怎么对待猪。他用干部战士的名字为每头猪命名，和它们唠嗑。有的猪不吃食、跳圈，他耐心地做思想工作。他每天到文书那里拿来电唱机，放歌给猪听。他只养猪不吃肉，杀猪就像杀他。
现场会开完，连队杀猪，中午招待首长和脚掌同志们。
朱大业嘴上又没把住门：“尊敬的各位首长和脚掌同志们，我还得说几句猪话。高三连打了这么多年坑道，年年半训打下拖靶，人露不了脸猪倒露了脸。难道人还不如猪吗？干脆养猪别养兵了！给猪入党提干，打坑道打拖靶……”
首长很生气，拂袖而去，午餐不欢而散。老兵复员后，朱大业下到五班当副班长。新兵刘有堂入伍前也养过猪，经常帮他喂猪，两个人有共同语言。
在朱大业的推荐下，刘有堂接替他当了饲养员。
班排不是猪圈，兵也不是猪，可以信口开河地说“猪话”。朱大业当副班长没几天，闹出许多笑话。 他把“几个人”说成“几头人”，把“吃饭了”说成“吃食了”。在训练中，他把高射机枪“卡笋”和“阻铁”，说成“小奶儿小揪儿”。他把“拨弹板”，说成“瓦溜子上几道弯弯曲溜的流水槽儿”。他把子弹袋系带说成“小猪尾巴”，把棉帽听洞护盖说成“小猪耳朵”。
班长交给我一个任务，帮助朱大业学文化，复员前能看书、写信。
朱大业为自己拔苗助长，说：“小董，我现在就想给小白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