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希阔老师是七年级班主任，学校安排我担任副班主任。我除了讲七年级的语文课，还兼任美术课、体育课和音乐课。让我和马殿阔老师搭档，如同走夜路还得陪伴一条狼，头皮一阵阵发乍。教过我的老师没有没批评过我的，也没有让我害怕的，唯独马希阔。每当他上地理课，先把我叫到黑板前，用教鞭一边敲我脑袋一边当着全班同学说：“你要是能出息个人，我把脑瓜子揪下来扔到地上，你信不信？”马老师高大魁梧声音洪亮，生一脸络腮胡子，外号叫“丧门神”。
他批评学生，先把你家祖宗八代的丑事翻腾出来，让你在班级无法抬头。
再调皮的学生，在他面前都得老老实实。他曾经威胁我：“我上课你再捣乱，把你家的丑事全抖搂出来，让你妈上吊，让你爹蹲笆篱子。”我不知道家里都有什么丑事，害怕极了。那天他上地理课，我忍不住咳嗽一声，他认为我对他进行挑衅。他毫不顾忌姐姐是学校大队长，扑过来把我从座位上拖出来，一把推到黑板前，一边用教鞭劈头盖脸地抽一边破口大骂：“你爹在边外杀人放火当胡子，你不知道吗？不是你爹半夜三更拿枪把你妈抢去了，才有你和你姐吗？”
姐姐哭的上气不接下气，回家没敢吱声。要是让爷爷知道了，非找马希阔打翻了天不可。父亲知道了，更没有我的好日子过。每当马希阔来班级教地理课，我想咳嗽都得使劲憋着。我照样被他抽一顿教鞭，叫到黑板
我摇身一变成了他的同事。他满面笑容客客气气，我既受宠若惊又胆战心惊。他肉麻地奉承我，说：“你在学校念书时，小孩虎头虎脑的真招人喜欢。别人都说你没有出息，就我说你有出息，说对了吧？”我尴尬地笑了，他也笑了。
刚给学生讲课我很害怕，再说还是初中课程，不知道从何处讲起。我讲的第一节语文课，是鲁迅的小说《少年闰土》。我由开始的战战兢兢到后来的驾轻就熟，再到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我看的杂书多，讲了许多与课文有关的课外知识，同学们听了耳目一新。班级学生大多和我同龄，有两个学生比我大两岁。
他们再调皮，也不好意思和我作对。和我同岁的一个男同学在课堂上故意伸腿，绊了我一个趔趄。我叫他站起来，他嬉皮笑脸地叫我外号“疯狗”。我一使劲把他的胳膊拧脱臼，带他到大队找赤脚医生，好不容易才复位。
家长想来学校找校长，听说老师比他儿子还小，狠扇儿子一耳刮子，说：“你还有脸让我去找老师，还不如找个棉花包一头撞死得了！”还有个男学生，总在课堂上无端发出一声怪叫，好好的一节课被搅黄。我找他谈话、苦口婆心外加威胁、甚至动手体罚。那同学也痛哭流涕地下决心改正，都无济于事，让我伤透了脑筋。马希阔老师知道了，在外面偷听。那同学刚出声，他突然闯进来。
他说向全班同学披露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披露，课就没法上了。
那同学当场被吓哭，求马老师什么都别说，主动到黑板管用，那同学的毛病立刻改正过来。
我讲课也不按常规出牌，不备课不写教案，让董太元和李绍兴大为恼火。李绍兴搞突然袭击，突然决定，带全校老师搬了椅子进到教室里，听我语文课。
那堂语文课，我连教科书都没拿，赤手空拳站在黑板前。郝文章为我捏了把汗，让旁边一个同学把语文书送到我面前。那个同学拿了书刚要站起来，被李绍兴一把按住。有的家长反映，把一个坏分子弄到学校当老师，怕把孩子教坏了。
还有的家长对学校有意见，反映到大队。大队书记找学校询问情况，被董太元压下来。如果这堂课我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讲砸了，就得被辞退另找别人。
对学校的做法，郝文章很生气，也不给领导面子，起身拿过语文书送到我面前，回去若无其事地坐下。李绍兴脸色很不好看，董太元气的眼睛都红了。
我拿过语文书走到后面，还给那位同学。那节语文课，是毛主席诗词《送瘟神》。我提问全班学习最差的同学，让他背诵课文。他站起来流利背诵，听课的老师们为之一振。我又提问了几个同学，只有一个在背诵过程中停顿了一下。
我借题发挥：“你的背诵欠流利，难道比倒背还难吗？”
波逝逐欢悲样一事神瘟问欲郎牛河千一看遥天巡里万八行日地坐歌唱鬼疏萧户万矢遗人荔薜村千何虫小奈无佗华多自枉山青水绿……
我倒背如流，全体听课老师目瞪口呆。我一边交代作者的创作背景、丰功伟绩，从思想表达再到表现手法，一边模仿毛主席的手书，在黑板上行云流水演示，随即被我暴殄天物般擦掉。我字正腔圆地朗诵诗词，纠正同学们的发音错误。
我解读、鉴赏诗词，声情并茂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我的板书中规中矩，文字娟秀清晰错落有致，像老庄稼把式侍弄菜园。我没有手表，常年被老师拖出座位站在黑板下，能精准地判断下课时间。一节语文课结束，刚好接近下课。
我留的课外作业书上没有，只按老师课堂上讲过的诗词要求和风格，写一首相同韵律的诗词。有的同学感到有难度，我让他随便出题，即兴口占一首。
我用眼角余光观察，校长董太元一直张着嘴巴，已经听呆了。郝文章不住地朝我竖起大拇指，由衷为我高兴。李绍兴一直打瞌睡，其实是赞赏和点头。
最后，我和同学们合唱《送瘟神》。第一首凄凉低婉，第二首自豪高亢。唱完，下课铃声响起。我宣布下课，全体师生站起来，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绍兴屡试不爽，随便拿出一篇课文，我都驾轻就熟，讲的有声有色。
老叔有本《怎样识简谱》的小册子，我很早读过。我按那上面的音阶，做成二胡。我经过中学宣传队的历练，教小学音乐课轻车熟路，在课堂上培养同学们即兴作词作曲。我创作的歌曲《一杆红旗天下扬》，歌颂盐场大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学校女老师洪幽兰唱进复县工人剧场，获得原创歌曲一等奖。
我自小在书页上画军官和各种各样的手枪，在房顶上画过西山砬子和老帽山，画过家里家外我印象深刻的人物，教图画课更是得心应手。我认真揣摩漫画人物特征，在黑板上几笔就勾勒出捣乱同学的漫画像，信手拈来活灵活现。
我经常从折射的窗玻璃上，看见李绍兴的影子，总是瞌睡般地点头。董太元和李绍兴虽然不再敦促我写教案，我仍写的干干净净规规矩矩，应付检查。我被称做五马六混的东西，在生活和教学上都有用，有大用，让我感慨困惑。
每年“六一”儿童节，永宁中心小学操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全公社二十所小学校万名师生，汇聚在这里召开运动会庆祝节日。家里再穷，家长也在这一天给学生带一顿好饭，也是学生和家长的脸面。我和姐姐参加了六年运动会，带了六年苞米面菜饼子，用围巾包着。怕同学们笑话，我俩拿到附近苞米地里吃。南头子董云歧和董云来哥俩，用小扁担抬个小坛子，装着小米粥和炒鸡蛋。
附近居民挑来一担担清冽的井水，往里面撒点糖精，二分钱一大碗。不管家庭条件好不好，同学们都花一角钱买一扎水萝卜，既解渴又当水果。
中午，各学校在大操场上表演团体操，展示学校的精神面貌和风采。
我当了代课老师之后，“六一”那天不用自带午饭，学校为每个老师买了半斤饼干，一瓶一角钱的汽水。那一年，李绍兴让我负责学校的体操表演。
学生的表演服装，千篇一律白上衣蓝裤子，几代人不变。学校和大队造林队联合种地养猪，有了收入，统一购买了紫色运动服。运动员穿在身上老气横秋，再配上一张张小紫脸，就像没长脸。我建议染成黑色，遭到老师们的反对。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去世，三个老师的亲人也相继去世，人们还没在悲痛中走出来，对黑色格外敏感忌讳。永宁没有洗染店，还得到瓦房店去印染。
那天我自作主张，在总务那里支了钱，把课安排好，乘大队去县里的拖拉机，把上百套运动服拉到瓦房店，全染成黑色，没把李绍兴的肚子气崩了。
“六一”中午，我带领学校体操队一出场，顿时引起了全场轰动。运动员身穿清一色黑色运动服，脚穿白鞋。女同学额头扎着宽宽的红绸带，男同学额头上扎着款款的绿绸带，彻底颠覆传统的着装模式，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我自编体操，揉进舞蹈、武术，甚至杂技元素。表演结束，全场掌声雷动。
盐场小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荣获团体操表演第一名。
命运再残酷，也没把我碎尸万段。我想达到的目的和四个目标的实现，仍虚无而缥缈。我不想久留之地虽然破裤子缠腿，也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校长董太元找到父亲，把我大大夸奖了一番。
他说：“我搞了几十年教育，头一回遇到太锋这样有才能、全面的老师。太锋的书念的不多，上学期间的表现不算太好，到学校任代课老师之后，每一样工作都拿起放得下，比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都强。你劝劝太锋，别想着往外走了，在盐场学校当老师，同样前途无量。我为他预测的前景是：教学第三年，即可转正成为公办老师，第四年当小学校长。再住两年进公社教育组当文教助理，他还不到三十岁。再继续努力，肯定在四十岁之前，能当县教育局局长。”
那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门，觉得有点不对劲，全身发热火烧火燎，以为起火了。炕角里面，父亲脑袋抵墙坐着，笑眯眯地欣赏我，哎呀妈呀没把我吓死！那天晚上我被他骂跑了去打茬子，遇见鬼和狼都没吓成这样。我像被一头猛兽盯住，窝头跑到街上，心“砰砰”跳个不停。不管怎么说，父亲把我当人看了。
大概他也觉得，我从小到大所学所练的没正经的东西，没有一样白费。
老师们背后说：“太锋的书没白偷，有水平。”
人们把我当成“马六神出好人”的楷模，没想到西北地“疯狗”出息成这样。试用期满，学校准备将我转为正式民办教师。对于别人来说不算个事，因为我有前科，必须迈过“偷书”这道坎子。我向校长表示：“我在教学上必须被认可，再转为民办教师。”他感慨地说：“你太要强，我给你找个机会。”
那年秋天，全公社学校在河南岸参加改良盐碱地大会战。中午休息，由我主讲公开课：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全公社中、小学语文老师参加。
我是初出茅庐的小学代课老师，没有资格在全公社范围担当语文公开课。校长董太元极力推荐，文教助理黄贵良老师大力支持，我才得到这次表现机会。
公开课取得圆满成功，冷元庆老师紧皱眉头，柳书生老师一脸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