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苹果大年，苹果大丰收。我听说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招人装火车，赶紧去报名。曹家驹还记得“父故速归”那封电报，非说我是地富后代“董太举”。我说我叫“董太峯”，贫农成份，他说小西山没有董太锋这个人。
我越辩解他越不信，说：“我得知道你爹是谁叫什么名，才敢决定让不让你去。装火车不是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一旦把其他东西带进火车，就是反革命行为。把小西山地主富农放出去搞破坏，我被开除公职回家还算好的，被判刑蹲笆篱子就完了。”我坚持说：“我爹叫董云程，贫农成分。”曹家驹一口咬定：“你家是富农成分，你爹叫掉爪子对不对？”我情急之下，说：“我爹外号不叫掉爪子，叫无声手枪。”曹家驹乐了：“我知道了，你比叫驴还皮实，你爹枪法准，百发百中。”他举手瞄准我脑门“啪”地开了一枪，马上开了介绍信。
我羞愧得恨不能从窗缝里钻出去，转身就走，被他喊回来填表。
我坐公共汽车来到瓦房店，扛着行李一路打听着，来到果品公司报到。负责火车装卸的孙调度说：“我这里不招中学生当装卸工，你赶紧回去。”
我说：“我是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的曹家驹主任……”他一把抓过我的行李，狠狠地扔到门外。我不放弃任何机会，等他离开之后，提着行李钻进宿舍。我混在几十个装卸工当中，像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孙调度一直没发现。
铁路半军事化管理，车皮不等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装完车皮。
装卸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命，火车鸣笛就像部队紧急集合。
为了装卸方便，装卸工宿舍健在站台边上。半夜三更睡得正香，突然传来火车的鸣笛声，“呼哧呼哧”排气，车灯顺窗户照进屋里，就是来了车皮。
队长喊：“起来装车皮！”大家钻出被窝往站台上跑，火车停稳，立刻找准车皮进行装卸。每笼苹果五十斤，一节车皮装三百多笼。体力弱的两、三个人装一节车皮，但是挣得少。体力强的一个人装一节车皮，自己搭肩自己扛。
火车一到，我和身强体壮的老装卸工一样，一个人装一节车皮。我两只胳膊各夹一笼子苹果，一路小跑上了橇板，进到车厢里码好。我再从车厢里一跃而出，直接从车内跳到站台上，能节省一半时间。每当孙调度过来，我用披肩把脸蒙住。老装卸工们夸奖：“这小家伙真行，和我们装的一样快，垛码的好。”
我鱼目混珠装卸了一个星期火车，孙调度一直没发现，以为我回家了。那天，他发现我正在装车皮，顿时怒不可遏，提着镐把满货场追打。在苹果趟子里，我和他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这边把我打跑了，我再从那边钻出来，仍抓紧时间装车皮。我俩你追我跑地折腾，他累得受不住，坐在苹果笼子上，气喘吁吁地骂。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我装完一节车皮，心疼得要命，仍赶我回去。
老装卸工们都为我说话，他仍不接受一个中学生装卸火车的事实。
装保温车不同于装普通车皮，不但有力气更要有技术。装纸壳箱还好说，每箱三十斤，一次可搬两箱。只要一趟趟靠紧不留空隙，一层层摆上顶棚，都能装够箱数。木箱苹果每箱六十斤，箱体参差不齐，两边用两道铁皮固定。装卸时要抠住箱底搬起来，将果箱翻转，用箱棱卡住肩膀，一系列动作在两秒钟之内完成。从第一箱开始，必须严丝合缝相互卡紧。最后一箱必须投出去，“咔”地一声砸进预留的缝隙中。差一根香烟的宽度就装不进去，重新倒垛就误事了。
每一节保温车车皮固定装两千箱，装涨了多出一箱关不上车门。只有几个老装卸工能装保温车，工钱加倍。发往苏联的保温车，在满洲里口岸接受对方检查。两国关系紧张，对方经常无事生非故意刁难。如果验收不合格过不了口岸，就得一级级追查责任，一直追到装卸工。有人出于对修正主义的义愤，故意装进石头和死老鼠。一旦被对方检查出来，整列车皮的苹果不但报废，还得赔偿损失。
因此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有关责任人还得被判刑。
乍开始装火车，我嫌戴手套不得劲，徒手抓苹果笼子，抓豁了十个指甲。一个月之后，我十根手指头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像套了皮指套。
我和老装卸工一样，一个人装一节保温车。我的右侧肩膀上，被苹果箱子卡出一道棱子，用手指头掐都没有知觉。我接连装过两天两夜火车，好几个人累到吐血，脸色煞白不告而别。装卸工除了装苹果，还要装卸其他货物。
我扛过二百零五斤重一麻袋的荷兰尿素，扛一袋挣一分钱。每袋面粉三十斤，我一次扛起八袋。一位膀大腰圆的大叔叫姚成果，除了眼珠子满脸胡子。
我刚来时，他装完自己的车皮都来帮我。他睡在我身边，想儿子了就把我拽进被里面搂着我。他装卸十几年火车毫发无损，那一回卸车皮，不幸被“擀了面条”。十几根圆木从他身上碾压下来，被镶嵌在站台上。我们边哭边用铁锨往下揭，只揭下一层人皮。有人被车门“捂了家雀”，上半身支离破碎下半身囫囫囵囵。孙调度和我打了两个月游击，“中学生”没耽误一分钟没放弃一节车皮，没累吐血也没被砸死，一块皮都没碰破。当然，工钱也和老装卸工一样多。
没有车皮的时候，我不逛街不睡觉不打扑克，去新建库房里面刨土、推土，推一车挣五厘钱。最初的三十多个装卸工，坚持到最后的，除了几个常年“扛小杠”的老装卸工，再是我。那天我装了一夜车皮，白天还在看书。
孙调度进来，朝我伸出大拇指，说：“你这小伙子不简单，将来肯定能当作家。我撵你打你别生气，怕把你累坏了出事故。”我很受鼓舞，勒紧裤腰带，又用饭票兑回一元三角钱，到街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艳阳天》续集。
一位三十九岁的老装卸工对我大声咆哮：“你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哪个作家干这个活？我在旧社会当小半拉子都比你强。学校请我作忆苦思甜报告，校长埋怨我说实话没淌眼泪。顿顿大黄饼子管够吃，白菜炖粉条子可劲造，淌眼泪是尿尿吗？喝瓢凉水憋一会儿就泚出来了吗？我说我丧良心，东家对我那么好还偷苞米，校长带头鼓掌喊口号。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偷东家苞米不对，校长不让我往下讲。你连垫肩、手套、馒头都舍不得买，拿手指盖、肩膀头子、肚皮和火车对命，我这才淌眼泪……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你现在也牛马不如！哪有牛犊子、驴崽子出这样的苦力？你爹你妈不是人揍的，让孩子出这个力遭这个罪。你挣的钱是拿命换的，拿回家你爹你妈怎么花？走，和我到书店，把书退了。”
我不去，他更来气了：“你不心疼钱我心疼。”他一把将书抢走，撕了几下没撕动，往地上摔了几下没摔散，一扬手“哗啦”一声，扔到窗外铁道上。
两个月之后，果讯结束。我行李里装着二百元钱，沉甸甸地挑回家。
我走到杨树房黄花岗上，一辆吉普车从身边飞驰而过，里面不知道坐着哪位大人物。我走到地东头，吉普车返回，不知道去谁家找谁。拐到西北地街上，郝振礼三叔见我挑着行李走过来，认错人，竟以为是小我十岁的弟弟。
他叫着弟弟的乳名：“驴子去接你哥了？你哥怎么没回来？”
我说：“三叔，我不是驴子是小小子。”
三叔惊讶地说：“都瘦脱相了，快回家让你妈煎两个鸡蛋吃。”
三叔的话让我心里发暖，这才感到累。
我两条腿软绵绵，挑着行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走到自己家街上。
父亲袖着手站在街上，专注地望着园南头几棵大杨树。他没做掏枪动作，也没向树上鸟巢瞄准“击发”。实际上他已经看见我，假装没看见。我走到他身边，他只乜斜了一眼，转过头没搭理我。他那布满血丝、玻璃体更加浑浊的双眼，像一对火印烙在我的心头。他一边腮帮子肿了，从侧面看就像窃笑。
谁家孩子当兵了，被招工、推荐上大学，他都犯牙疼病，不和我说话。大概是真的，他犯了牙疼病，都因为我没当上兵、没被招工、推荐上大学所引起。
他上的不是一般的火，不是谁家祖坟冒了青烟、孩子有了大出息，再就是为我吃苦受累遭罪而揪心上火。三叔还知道心疼我，再不好他也是我的亲爹。
那一刻我进行权衡，还是后一种原因。我非常感动而委屈，在他身后叫了声：“爹，我回来了……”我的声音颤颤微微，既充满了谦卑和亲情，也在邀功。毕竟在我的行李里面，捆着二百多元血汗钱。这笔钱堪称巨款，将家里老房子翻新、重盖都绰绰有余。再说自从分家另过，家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
我盼望父亲转过身和我说句话，起码给个笑脸。
董云功三大爷十年徒刑期满，被释放回家，我们都去他家看热闹。
三大爷也挑着行李，回来时也在街上见到他爹。他也用我这种口气，说的同一句话：“爹，我回来了……”三大爷他爹回头见到儿子，扔了拐杖扑过来，老泪纵横喊了一声：“儿啊，你可回来了……”父子俩抱在一起哭做一团。
我真是自作多情自讨没趣，父亲根本没回头也没搭理我。他抬脚进到大园里，仰头望着大杨树上的喜鹊窝。我离开家的这两个月，喜鹊窝又被新的山燕子霸占。父亲大概忘记枪交了，煞有介事地把手伸进怀里掏枪，掏了几下没掏出来，用食指当枪管、翘起大拇指做击发锤，瞄准树上的山燕子“击发”。山燕子不但没被“击落”，还朝
我刚上小学时，父亲给我取名叫董太风，问爷爷奶奶这个名字行不行。
爷爷马上否认：“海上刮大风，家里再出个刮风的，沙子就得把房西头房场埋了，我的沙子白挖了，妈了个巴子！你是王小放牛，不往好草上赶哪。”
这回父亲没忍让，努力辩解：“我给儿子取名叫董太风，是为了让董家下一辈出息人，得出个有文化的人。董太本、董太学、董太才、董太书、董太字等文化名都被人取了，只剩下董太风这个名字没人取，晚了就被别人……”
奶奶“嘡啷”一声打断：“悄悄的吧！成人不用管，用管不成人，叫董太风就出息人了？哪张纸上写着，你听见还是看见了？念给我听听！”
父亲查字典：“‘风’是写文章的风格、做人的风度、风雅和风骨……”
奶奶听不懂：“我早给大孙子取了好名，叫董太钱，一辈子有钱。”
父亲没像当年那样怯懦，也做了一定让步，把刮风的“风”改成锋利的“锋”，再加上有个偏旁“反文”，我属羊还有个“独角羊”，将来文武双全。
在大、小西山老董家，我这辈人凡“太”字的太多， 早把好名字占满。大西山西面靠海，刮西风的时候上鱼多，船还好上岸。“西”子是吉字，董太西的名字早有人叫了。织网的董云雨没给儿子抢上“西”，抢上了“董太风”，是刮风的风。让他没想到，小西山“无声手枪”的“子弹”快过他的线梭子，把好名字抢走了。董云程又把儿子改叫“董太锋”，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傻雷锋的锋，他都乐蹦高了。到处宣布：“我儿子还叫董太风，是刮西风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