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山的董太风只念了二年书，辍学回家在船上做饭。有一次他到盐场帮忙盖房子，中午吃小米饭。他回家后，他妈问他中午吃什么饭，他想了半天不知道吃什么饭，把小米饭说成“吃谷饭”，大西山人都叫他“谷饭”。
我装卸火车那期间，大西山的董太风到万家岭搞副业，在工地做饭。复县县长在视察途中，在大西山副业队吃饭，他炖鲅鱼招待。县长对他的厨艺赞不绝口，他还会来事，把一行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县里食堂缺个炊事员，县长让董太风收拾行李，随他一起到县里。很快，董太锋办理“农转非”，吃上“商品粮”。
妈妈告诉我：“你爹听说大西山的董太风被县里要走，后悔的一宿宿睡不着觉，一遍遍地说，别把儿子名字改了就好了，弄不好也能被县里要走。”
吉普车里坐着董太风，回大西山看望父母，父亲立刻犯了牙疼病。
我没好气地说：“他自己错过那么多机会，怎么没牙疼上火？我要是生在他那个时代，当兵就当司令，进公安局就当局长，怪他自己没有主见。”
妈妈头一回向着父亲说话：“你装了两个月火车，你爹念叨两个月，说对不起儿子。他把心思都用在你身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快把你爹叫回来。”
别看父亲不理我，时刻都为我操心上火。我感到对不起父亲。
假如我被县里要走，让父亲以滚砬子作为交换，他撒腿就得往西山砬子上跑，毫不犹豫一头栽下绝壁。否则，哪怕我挑回一担钱，他也不会搭理我。
我去园子里，说：“爹，回家吧。”父亲低着头，默默地跟我回家。
我要用人生的第一桶金，翻新家里的房子。我别无高求，父亲把我当回事儿就行。父亲听广播，得知海南岛受台风袭击，全岛死亡九百零三人，伤一千九百五十五人。他自作主张，把一百元钱寄往灾区。钱寄走之后，连个回执都没有，不知道寄到哪里被谁所用。我要是被县长挑走，把二百元钱全部捐献也值。大西山董太风被县长挑走，也没寄给灾区一分钱。幸亏父亲没把钱全部捐出去。
父亲确实把我当回事了，再没没骂过我，有事还和我商量。
别的社员单独出去搞副业，都不往生产队交回扣，也没人追究。那天父亲又自作主张，又把剩下的一百元钱全部交到生产队。按每天日值八分钱计算，我这两个月只挣了两元四角钱。会计看不下去，背着队长给父亲留下二十元钱。
父亲对党忠诚，为人憨厚，不沾集体便宜，仍惧怕生产队长“箭杆子”的淫威。我血脉贲张，要去讨回血汗钱。父亲头一次在我面前低三下四，除了给我盛了回饭，去沙岗后水湾子为我洗了一堆脏衣服。我无话可说，也释然了。
我的坚强和坚忍，绝不是钱能买到。到年底，我也二十岁“挂零”了。
瞎董万空死后，父亲出头大伙儿帮忙，帮董太举处理完后事。董太举的妈妈小白菜死得早，两个姐姐出嫁，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家原来住东头子，土改后搬到前街，和陈洪和家住对面屋，是座低矮的小土坯房。陈家住三间他家住两间，借用陈家半间外屋地，共用大门和后门。他家街上园子里，就是老碾房。
陈洪和一次夜里给驴添草，听见瞎董万空在院子里一套套念古书，回来就病了。陈家扒了三间房子，到西沙岗子南头盖了四间房子，和三爷家毗邻。
董太举家没了外屋，原来的屋门成了大门。一场大雨，后园的水涌进低矮的房框，把两间破房子冲得干干净净。董太举无家可归，住生产队饲养棚。
为我当兵，父亲从来不求人，却为董太举找大队书记，推荐他上大学。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报上去就批了。董太举上了“北大”，更让人惊掉下巴！
以往推荐谁上大学，挤破了脑袋打破了头，现在民不举官不究。
假如瞎董万空地下有知，会激动得重新长出手指头和脚丫子。
“母狗子叔叔”董亮，住在前街两间小门房里，房后有棵大枣树。他常年当盲流不在家，树上的枣一落花就有人打。树梢上几个鲜红枯枣，一直给他留到冬天。他回来，大伙儿才想起有这个人，不回来就被遗忘。他没上过学，却看得懂泛黄的古书。每当有闺女媳妇从街上走过来，他赶紧拿了本书，站在院子里念念有词。他把《水浒》里的“倭兵”念成“委兵”，把《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念成“关云长”。不认识的字，他也能瞎溜，不会写的字还能自己创造。
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却顶着光棍和盲流两顶帽子。他说话像母狗叫，大伙儿怎么编造羞辱他，不在家也听不见。有人说他点灯熬油，用破棉花缝个假女人，晚上搂着睡觉。还有人说，他和某某女人不清不白。他坐火车当盲流南辕北辙，去海南当人种。那地方太热，男人干巴拉瘦，和老婆干一把十多天爬不起床。女人在地里干活，男人在家里洗衣裳做饭。女人生孩子，男人坐月子。
每当“母狗子叔叔”回来，大伙儿逗引他说话，听他母狗的声音取笑。他识破众人诡计，不再上当，不该说的话不说，非说话不可就打手势比划。
有一年春天，“母狗子叔叔”晚上喝了点酒，站在院子里唱《小放牛》，招来一群公狗。他身后总跟着几条公狗，不敢唱歌不敢出门，只能当盲流。
大连杂技团送戏下乡，来盐场演出，有个口技节目叫《盐场的早晨》。实际上都是一个节目。剧团到哪个大队演出，临时换上哪个大队名字。
那位口技演员模仿两条狗撕咬打架，大伙儿都说，“母狗子叔叔”要是站到台上说话唱歌，比口技演员还精彩，撺掇他毛遂自荐，肯定被杂技团挑走。“母狗子叔叔”以为受到巨大羞辱，把众人好一顿骂。瞎董万空怕错过机会，去盐场找杂技团，介绍“母狗子叔叔”情况。杂技团派人到小西山，对“母狗子叔叔”进行考察。这把“母狗子叔叔”吓的躲到永宁，又到北大荒去当盲流。
学狗叫也是条出路，也有去杂技团当演员的机会。我模仿狗的不同叫法，几乎乱真。大连杂技团再没来盐场送戏下乡，我弄臭了自己的名声。孩子们见了我喊：“杂技团！疯狗！杂技团！疯狗！”我“疯狗”的外号，也由此产生。
“母狗子叔叔”辨认出那封电报的谬误，我对他刮目相看，心存感激。他和我讲了许多当盲流的故事，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当盲流的念头死灰复燃。
小西山很少有人坐过火车，都说“这辈子能坐回火车就值了”。“母狗子叔叔”坐火车，如同坐老牛车去永宁赶集，往来于千里铁道线上。他当了半辈子盲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大伙儿听他讲坐火车的种种经历，也如同坐了火车。
再复杂的事情，用死亡理解都简单。再不明白的事情，用男女关系都能琢磨透。火车可快可慢，如同男人女人睡觉才能养孩子。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儿。火车离开铁轨寸步难行，“母狗子叔叔”也是火车的一部分。
一晃又过去一年，新的一年一晃又过去两个月，什么都没改变。
我又去前街找“母狗子叔叔”，问：“大叔，当盲流得多少钱路费？”
他像母狗一样笑的前仰后合：“花钱坐火车就不叫盲流了，有的是办法逃票。再严密的站台都有疏漏，可以提前进站，可以从火车底下钻过去，还可以夹在人群中往里面混，被抓住大不了挨顿揍。凭你这身滚刀肉，还怕揍吗？”
我决定和“母狗子叔叔”去当盲流，定准了出发的日子。
“二月初二”是妈妈的生日，我不能在这一天离开。二月初三天亮之前，我俩一块儿离开小西山。我偷偷做好一切准备，还是走漏了消息。
父亲怕我成了“二母狗子”，这辈子彻底完了。公社举办“密切关注资产阶级新动向”学习班，每个大队去三个人，带行李、粮票和伙食费。
大队支委张兆林带队，父亲是贫协主席，还有妇女主任。父亲不怕别人说闲话，自作主张带上我。我们冒着沸沸扬扬的大雪，扛着行李去公社，让我想起学过的一篇课文，《我跟父亲当红军》。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吃派饭。
大家在大礼堂里听完公社书记作报告，回来讨论，揭发本大队的资产阶级新动向。父亲背地里启发我，地主富农之间“换亲”，就是资产阶级的新动向。我在大会上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与会者都说，盐场那小子肯定被公社留下。
我和父亲等公社有关人员找我谈话。学习班结束，我照样回到小西山。
老师休完寒假，上班之后第二天，郝文章晚上找我，说：“黄贵良老师已经调到沙包子学校当校长，校长董太元和大队说好了，让你当代课老师。”
我说：“我爹是大队贫协主席，管学校，他怎么没告诉我？”
郝文章说：“你家大舅没有决定权，校长也没告诉你家大舅。”
当盲流还是当代课老师，我认真权衡利弊。老师在“天地君师亲”“五尊”中排第三位，也具有贬义和无奈，“烟袋锅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可略见一斑。民办教师在“农村十等人”中排第七等，地位属于中下，“七等人是教员，每月五块零花钱”。有地位被尊敬和羡慕的，是指转正挣工资的公办教师。当民办老师虽然挣公分，总比在生产队干活强，每个月有五元钱补贴。我还能和郝文章在一起，一起上下班一起过星期天，干好了还有转正机会。我的目的是走出小西山，不能属养汉老婆说变就变。况且我只是当代课老师，即使转为民办教师，一辈子不能转正，就得挣一辈子公分。我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当盲流虽然居无定所，但是天南海北任我闯荡，客死他乡无怨无悔。我铁了心去当盲流，让郝文章保密。他苦苦相劝，我不为所动。那天凌晨，我背了行李离开家门。“母狗子叔叔”家关门上锁，在门缝里给我留了封信。
太锋我侄见字如面：大叔我昨早上就走了，再不回来了。当盲流都是不把自己当人，我带你走就是抱别人的孩子下枯井，不是人揍的。你别学我，到哪里都不如守家在地。小西山人过的不容易，别再糟践自己，听叔话。董亮
我心头一热，亲叔叔还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把话说出口，靠山山倒靠水水干，连代课老师也做不成。郝文章对我说：“我事先找董亮让他先走，没告诉校长说你不干。”为了他对我的这片真情，也得去学校当代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