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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浪里走(鹏城初逢)(1 / 2)

第四十一章

出了广州站,我攥着行李箱站在人潮里,竟不知该往哪去。想起早些年开店来广州时,曾住过珠江边,也歇过高弟街,索性拦了辆的士。路上跟司机闲聊,说想找家便宜旅馆,他便把我放在了第十甫路,笑着说“这儿旅馆扎堆,实惠”。

沿着街边走,才发现这是条衔接下九路的商业步行街,傍晚的人流熙攘,烟火气裹着叫卖声扑面而来。1992年,这里便被市政府定为“无假冒伪劣商品街道”,独特的商氛和琳琅商品,在当时吸引着无数南来北往的人。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放好行李已是半夜,肚子饿得发慌,便拎着包里剩下的两瓶二锅头下楼问老板。“出门左拐80米,有宵夜摊”,循着他指的方向走去,果然见着个亮着灯的摊子。

点了半只海蟹——广州的摊主竟肯切半只卖,这在别处绝无可能——又要了空心菜和一盘炒河粉,就着二锅头慢慢吃。摊主看我口音像外省人,凑过来搭话:“是上海来的吧?”“不是,浙江的。”我答着,顺势问他广州找工作容易不。他叹口气:“不如去深圳,薪水高、机会多,就是得有边防证,没证进不去,真闯进去也可能被抓去樟木头挖石头。”

这话倒勾得我动了心:我是中国人,怎就不能去深圳?索性打定主意,明天就去,倒要亲试下“被抓”的滋味。回旅馆后又找老板打听,他却摆手:“没那么夸张,你这模样不像流民,没人会拦,但边防证必须得有,火车站用身份证就能办,一周有效期,60块钱。”“那我就住一晚,明天去深圳。”

第二天睡到正午,退了房直奔火车站。买好票,转身就去办边防证——原以为多复杂,竟是张薄薄的纸片盖个红印,这60块钱赚得也太容易。火车抵达深圳时,午后的暑气正烈,地王大厦的尖顶刺破云层,玻璃幕墙反射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广场上,扛着蛇皮袋的打工者匆匆赶路,拎公文包的生意人对着手机喊订单,戴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在路口踱步,每个人的脚步里都裹着股“闯”劲,像极了揣着破釜沉舟念头的我,也像火车上遇见的那个姑娘——林晓棠。

我掏出那部跟了五年的摩托罗拉直板机,外壳边缘磕得斑驳,像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机,却成了此刻唯一的慰藉。指尖攥紧机身,按出林晓棠留的传呼号码,等了片刻,才想起该直接打她手机。

“滴滴”的铃声在嘈杂人潮里骤然尖锐,我几乎是立刻接起,指尖还带着点发颤。“喂?是火车上那位木子大哥吗?”听筒里传来清亮软绵的女声,裹着淡淡的杭州口音,背景里隐约飘着缝纫机“哒哒”的声响,“我刚在车间检查出口女装,看到来电显示就赶紧跑出来了。”

是林晓棠。我忽然想起火车上的画面:她靠窗坐着,扎着低马尾,额前碎发被空调风吹得轻晃,手里捧着本翻卷了边的《倾城之恋》。当时我盯着她的手机看,她还笑着说,这是老爸用下来的二手诺基亚,能打电话发短信就够了。“是我,”我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语气自然些,“我到深圳了,想着昨天留了号码,就打给你说一声,没想到你接这么快。”

“哪能不快呀,”她的声音里藏着同乡人的热络,还有点好奇,“昨天你说去广州碰运气,怎么突然改道来深圳了?你现在在哪?火车站广场吗?我记得你说第一次来,对这儿不熟。”

“对,刚出出站口,正对着那栋特别高的楼——好像叫地王大厦?”我抬头望着那座刚建成不久的摩天大楼,金属外立面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比家乡浙江的任何一栋楼都要气派。

“我知道了,你在广场对面的公交站台等我,半小时多一点我就能到。”她的语速不算快,带着江南姑娘的温婉,却又藏着深圳打工者的利落,末了还不忘叮嘱,“边防证办了吗?1997年政策松了点,但偶尔还是会查,别大意。”

挂了电话,我靠在公交站台的广告牌上,指尖摩挲着手机外壳。广场上的人潮不断涌动,穿工装裙的打工妹攥着冰棒结伴走过,小贩推着铁皮车喊“炒田螺五块钱一份”,穿西装的男人举着手机大声说“香港回归后,这批货发去新界”——1997年的深圳,连风里都飘着新鲜的冲劲,既有改革开放的热烈,又裹着香港回归的喜气,和广州的慢悠悠截然不同。

我在站台旁的小卖部充了会儿电,一块钱半小时,刚拔下充电器,就看见林晓棠从人群里挤过来。她额前沾着细密的汗珠,浅粉色衬衫的后背洇出一小块汗渍,抬手把碎发别到耳后时,露出纤细的手腕。见我看她,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厂里赶香港回归的订单,加了会儿班,没让你等太久吧?”

火车上光线暗,没看清她的眼睛,此刻在阳光下,她的眼眸亮得像杭州西湖的晨波,笑起来眼角有个浅浅的梨涡,连说话都带着水乡的软和。“没等多久,刚充了会儿手机。”我晃了晃手里的摩托罗拉,“这旧机子,续航差得很。”

“我这诺基亚也旧,”她指了指脖子上挂的手机袋,“我爸前几年用剩的,能打电话发短信就够了。”说着示意我跟上,“饿不饿?前面巷子里有家广东阿姨开的云吞面摊,还有炒田螺,昨天我吃过,味道特别好,带你去尝尝,顺便说说找工作的事——昨天你不是说,在浙江的公司亏了本吗?”

我赶紧跟上她的脚步,并肩走在人行道上,自行车铃铛偶尔“叮铃”响,我们侧身避开迎面而来的人群。林晓棠话不算多,却总能精准接住我的话头,她说这次是来工厂检货,每件女装都要仔细查,“香港回归后,公司的出口订单多了几十倍,工厂天天加班,我可能要长期驻深圳,工资也涨了,一个月能拿两千多,比在杭州强多了。”

路过一家糖炒栗子摊时,她忽然停下来,掏出零钱买了两包,塞给我一包。指尖微凉,触到我手背时像被烫到似的缩回去,耳尖瞬间红了:“杭州的糖炒栗子最有名,不过这家的也还行,你尝尝。”

我捏着温热的栗子,壳子剥得“咔咔”响,没好意思说自己是托大冒险,把积蓄都赔了进去,只含糊道:“之前开了家毛衫制衣公司,后来出了点事,就想来南方闯闯。广州的老板说深圳机会多,我就来了,先找份活糊口,慢慢再打算。”

林晓棠点点头,转头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认真:“深圳机会是多,但也乱,别信路边的招工启事,好多是骗子,要么是黑作坊,进去连工资都拿不到。我们厂最近要招男工管仓库,不用踩缝纫机,就是清点布料、辅料,你做过服装业,肯定能胜任。要是愿意,明天我带你去见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