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醒时，窗玻璃上凝着层白雾。洗了把冷水脸，下楼吃了碗加辣的牛肉面，拦人力三轮车时，车夫回头应了声“好嘞”，声音耳熟得很。
“好久没见，你现在干啥呢？”
我抬头，车把上的铜铃晃了晃，阳光透过雾照在他脸上——是顾励龙，初中时总抄我数学作业的家伙。“二十多年了，没认出来。”我挠了挠头。
“可不是嘛，我跑这行当快五年了。”他笑着踩了脚蹬子，“到了。”
江南大厦的玻璃门在眼前亮起来，我掏出张十块的递过去：“不用找了。”
“哪能呢，五块就够。”
我跳下车往里走，回头挥了挥手，听见他在身后念叨“这怎么好意思”。其实我也说不清为啥，那会儿明明口袋比脸还干净，却总爱跟人说“不用找”，像种没由来的固执。
大厦刚开门，营业员们正忙着擦柜台，我退到门口，摸出烟点上。烟抽了两支，小红才来，穿了件驼色大衣，手里拎着个布袋。“跟我来。”她径直往里走，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噔噔响。
到二楼卖行李箱的柜台前，她停下了，指着最显眼那只黑色皮质行李箱：“就它吧，送你。”
我盯着价签上的数字，喉咙发紧——这辈子没几个人送过我东西。“换个便宜的，”我指着旁边一只八百多的，“我丢三落四的，贵的也留不住。”后来这箱子真丢了，算上它，我前前后后丢过四只行李箱，都是后话了。
她没争，付了钱，拎着箱子跟我往外走。“票买了吗？”
“昨晚才定的，还没。”
“我帮你买。”她这话让我松了口气，以前跑厦门、广州进货，车票都是她搞定的。“就明天的。”
在大厦门口分手时，风卷着碎雪飘下来。我拦了辆三轮车回家，打开箱子才发现，两件西装——白色单西和我最爱的桔红色那件，三条裤子，两双鞋，居然都塞进去了。叠衣服时，手指触到西装内袋里的硬纸板，是当年开毛衫公司时的几张名片，边角都磨卷了随手扔进了拉圾袋。
下午去母亲的店时，父亲也在。他看我的眼神像结了冰，“整天浑浑噩噩，还不想想做点什么？”
“我来告别，要去深圳。”
“不是来听教训的。”
他还想说什么，我转身出了门。沿少年路走到瓶山，土坡上的树落光了叶，枝桠指着灰蓝色的天。找了块平石头坐下，想未来该怎么办——先找份活干，能吃上饭，再慢慢找机会。暮色漫上来时，才往人民路走，在白鸡店切了十块钱的肉，配着瓶二锅头，慢慢吃。
去清河西区找唐国强时，他家门关着我敲开了门，四个人围着桌子在打麻将，洗牌声哗哗响。我退到楼道里抽烟，没多久，小沈拿着个信封出来，塞给我时说了句“路上小心”。
拆开信封，我愣了愣——里面没有整整齐齐的红票子，都是五块、十块的零钱，最大面额是五十。后来才知道，那会儿他们欠着一屁股债，这钱是小沈收的房租，先挪给我应急的。
口袋里有了钱，平安夜的风都暖了些。我揣着信封往酒吧走，街上的圣诞树上挂着彩灯，像串起的星星。当有人敲响酒吧的平安钟时，我起身回家了，钟声撞在心上，竟生出点踏实的感觉。
那晚睡得很沉，梦里有火车鸣笛的声音，一直往南，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