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第三节
化肥厂的日头总是带着股硫磺味，混着机器单调的轰鸣，把日子磨得又平又糙。白日里，我像颗被钉在流水线旁的螺丝钉，重复着拌煤撒煤的动作，汗水浸透的工装后背结出白花花的盐渍，直到夕阳西下的钟声响起，整个人才像松了弦的弓，陡然塌下来。
家是回的，晚饭是吃的，但那四方小院总像个闷罐，父亲铁青着脸在抽烟，母亲在灶台边絮叨油盐的琐碎，都让我坐不住。
骨头里像是长了草，非得挪出去不可。脚底板像有自己的主意，三拐两绕，准定停在阿六头家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前。
阿六头家是真自由。他爹妈早几年就去了南天门天宫庄园，说是给那边看守仙桃林子，实则是享清福去了，把老房子留给阿六头和他那个常年在外打工的小哥哥阿良。小哥哥不常在家，这屋子便成了阿六头的天下，也顺理成章成了我们这群半大孩子的据点。
我熟门熟路得很，推门见空就自己摸进去，拉开抽屉找搪瓷杯，倒上凉白开，往那张吱呀作响的藤椅上一瘫，比在自家还自在。
阿六头比我大三岁，架着副黑框近视眼镜，镜片厚得像瓶底，看人时得微微眯起眼从镜片后面看人，倒真有点文弱书生的模样。他没正经上过几年学，却偏偏爱啃那些发黄的旧书，什么《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还有些封皮都磨掉的杂记，看得多了，肚子里便像装了个话匣子。一吹起牛皮来，那是唾沫星子横飞，上至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辰，下至镇东头老井里的蛤蟆是不是成了精，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仿佛亲眼见过一般。我们这群毛头小子听得一愣一愣的，心里暗暗佩服——毕竟，他比我们多活了一千零一天呢，懂得多些也该当。
在他家喝水从不用客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阿六头那时候没正经工作，靠着几个在外头混得不错的兄长时不时接济些，倒也活得逍遥。他喝的茶是最末等的茶末子，抓一把扔进粗瓷大碗，冲上热水，浮起一层碎渣，喝起来却有股子涩中带香的劲儿。屋里那盏灯，昏昏黄黄的，估摸着也就十五支光，悬在房梁正中央，风一吹就悠悠晃晃，把墙上我们打闹的影子也晃得东倒西歪，像一群跳梁小丑。
只要我在他家待上超过十分钟，保准有别的动静。先是院墙外传来几声口哨，接着是拖鞋趿拉地面的声音，然后门“吱呀”一声被推开，准是一定啊，吴阿三啊，徐伟啊，张文明啊唐国强，吴伟良，曹粪囡他们几个——都是跟我一样，在家里待不住，闲得发慌的主儿。就像苍蝇闻着腥，一个个从各自的角落里钻出来，聚到这盏昏黄的灯下。有人摸出皱巴巴的烟纸，卷上烟丝，打火机“啪”地一响，烟雾便缭绕起来，混着茶末子的味，成了这屋里独有的气息。
我们天南海北地侃，从镇上的姑娘谁家的辫子长，到镇上露天电影新放的地道战地雷战里哪个游击队员招式最厉害，再到将来长大了要去广东还是上海闯码头。烟抽完了，牛皮吹累了，就琢磨着找点乐子。
有时候趁着月色浓，几个人扛着根棍子往镇外的野地走，运气好能打着条乱窜的野狗，剥皮剔骨，架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那香味能飘出半里地；更多时候是手痒，溜到谁家的猪圈鸡棚外，摸一只鸡鸭出来，算是给寡淡的日子添点“荤腥”。那时候不觉得是偷，只当是生活给的小玩笑，是少年人无处安放的精力总得找个出口。
那年头，镇上的变化慢得像蜗牛爬，但张家弄口的合作社杂货铺和旁边的小饭店还是动工翻建了。灰浆搅拌机“轰隆轰隆”地转，把沉寂的老街搅得有了点生气。负责工地夜间看守的，是我发小唐国强。他和吴伟良比我们早半年进了房产局，算是端上了“铁饭碗”——唐国强学的泥工，天天跟水泥沙子打交道，手上磨出的茧子比铜钱还厚；吴伟良是木工学徒，刨子锯子使得溜，据说已经能独立打个小板凳了。
工地旁边搭了个临时的小木屋，供他们值夜班歇脚。有天晚上，我从阿六头家出来，往家走的路上，刚拐过张家弄口，就闻到一股香味。不是野狗烧烤的烟火气，是那种醇厚的、带着点油香的肉香，勾得人胃里的馋虫直打转转。我平日里其实不怎么爱吃鸡，总觉得那肉柴得慌，但那天那股香味像是长了脚，顺着我的鼻子往脑子里钻，愣是把我的腿给缠住了，挪不动半步。
循着香味摸到小木屋门口，门没关严，虚掩着留了道缝。我咽了口唾沫，轻轻推开门——好家伙！屋里烟雾腾腾的，唐国强正蹲在地上，往一只锃亮的大铝锅里添柴，吴伟良则拿着个搪瓷勺子，在锅里搅和着。那锅里，整只老母鸡正泡在翻滚的浓汤里，鸡皮炖得微微发皱，汤面上浮着一层金黄的油花，刚才闻到的香味，就是从这儿飘出去的，估计半条街的人都得被这香味勾得睡不着觉。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唐国强抬头看见我，咧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脸上还沾着点黑灰，“刚炖好，就等开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