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我打了的师傅，后来也赶来了医务室。他见我额角包着纱布，脸色发白，估计也吓着了，没敢提打架的事。我心里门儿清：他要是敢说，这工伤就不算了，他得赔我医药费和误工费，他哪儿敢？
晚上他还特意送我回家，一路跟我道歉：“兄弟，对不住，我嘴贱，不该骂你。”又说，“你火气也太旺，我这体格算结实的，换个人，你这一棍真能打残。”说着，他把上衣脱了，后腰背那儿一片青紫，肿起老大一块，看着确实吓人。我没吭声，心里的气也消了大半。
就这么着，一个冬天没去工地，工资倒领了三个月。父亲拿着我领回来的钱，总觉得不自在：“这不是占人家单位便宜吗？”
过了年，二月底，他抽了个空，带我去了蚕种场，找倪福生场长。
倪场长家在春波桥下，我们去的时候，他家正吃饭。倪场长见了父亲，笑着往屋里让：“来得巧，没吃吧？坐下一起垫垫。”父亲也没客气，拉着我就坐下，蹭了顿晚饭。
饭桌上，父亲给倪场长递了根烟，笑着说：“老倪，跟你说个事。我家这小子，在家闲得慌，天天晃荡也不是事儿。你看能不能在你们场里安排个活儿，临时的就行，让他动弹动弹。”
倪场长扒了口饭，看了看我，开玩笑的说：小家伙长得挺帅的嘛，要不咱结个亲家，看上我家哪个丫头说一声，我环视了一下他家的三个女儿，不敢恭维，低头不语，我想不会拿工作胁迫我吧，我宁可不工作。
他琢磨了会儿，接着点头说：“行。让他明天来上班吧，就去看护竹林。”
蚕种场在火车站对面有一大片竹林地，中间有条小路，直通螺丝滨那边。
我们的值班室就在小路中间，是间茅草屋，四处漏风，却也清净。本来有两个人在那儿看守，一个是老沈，五十来岁，话不多；一个是老戴，看着年轻，后来才知道，是新三届安排工作的，比我大不了几岁。我去了，就跟他们俩轮班。
说是看守，其实多数时候就是在草屋里喝茶、抽烟、聊天。老沈偶尔会拿个锄头出去转转，看看有没有杂草，或者竹子倒了没。我和老戴年轻，懒怠动，多数时候就缩在屋里，听老沈讲些过去的事。他们知道我是场长的关系塞进来的，对我也客气，没让我干啥活，倒挺关照。
进了三月份，天气渐渐暖了，东风一吹，春雨一下土里的春笋“噌噌”往外冒，尖儿顶着嫩黄的笋衣，看着喜人。这时候就忙了，得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怕有人偷挖竹笋。我们分成了三班倒，老沈和老戴上“铁路班”，就是按铁路上的班次来；我呢，一天白班，一天夜班，随便倒。我心里清楚，我就是个摆设，他们俩也没指望我真能看住啥，不过是给我个差事混日子。
那段日子倒也清净，可最好玩的事，是捉奸。
那年代日子过得紧巴，可人心未必都安分，花心的、偷情的事不算少。
那会儿去旅馆开房，不光得花钱，还得要身份证明，查得严。那些不敢光明正大的男女，就盯上了这片竹林——僻静，没人来，带条毛毯，往竹林深处一钻，就能躲着享受那点快活。
老沈好像特有经验。有时候有人从竹林边的小路上过，一男一女，看着不像是夫妻，女的总低着头，男的眼神躲躲闪闪，老沈就会眯着眼跟我们说：“这俩，指定是来干那事的。”
果然，过不了半个钟头，就能在竹林深处听见些窸窸窣窣的动静。
有回老沈又瞅见俩可疑的，回头跟我和老戴说：“你们俩没结婚，脸皮薄，别往前凑，就在外围待着。”他指了指竹林边缘的几棵大树，“你们在那儿弄出点声响，咳嗽两声，或者踢踢石子，给我壮壮胆就行。我老头子一个，不怕这些，看见了也没啥。”
我和老戴就听话，蹲在树后头，他咳嗽，我就往地上踢块石头，“哗啦”一声，里头的动静果然就停了。老沈拿着个手电筒，“噔”地打开，光柱往竹林里一扫，嘴里喊：“谁在里头？出来！”
多半时候，那俩人会慌慌张张地提上裤子，低着头从竹林里钻出来，脸涨得通红。他们也知道这事不光彩，被抓了现行，最怕声张。老沈也不真为难他们，就指着被踩倒的竹笋说：“你们看看，这笋子刚冒头就被你们踩坏了，这是公家的东西，能随便糟践？”
那些人自知理亏，忙不迭地道歉，然后就会往老沈手里塞点钱——五块、十块的，想破财消灾。老沈也不推辞，接了钱，摆摆手让他们走：“下次别来了，再被抓着，可就不这么简单了。”
这些钱就成了我们仨的小外快。攒多了，老沈就去小卖部买条烟，或者打斤散装白酒，晚上在茅草屋里，我们仨就着咸菜花生米，抽烟、喝酒、聊天。酒是烈的，烟是呛的，可嘴里心里都热乎——在这竹林深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寡淡了。
（戊午冬春事纪）
铁屑藏痕终见日，翻书训里悟恩仇。
沙浆桶重筋初长，抬杆声凶血换酬。
笋破土时春暗涌，毯藏莺处夜频搜。
分钱买得烟和酒，茅屋三人话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