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城彻底炸了锅，各种版本的“大帅去哪儿了”在街头巷尾疯传，精彩程度堪比郭德纲的单口相声。
有人说大帅在闭关修炼，准备白日飞升；有人说大帅被东洋人下了降头，已经神志不清；更有鼻子有眼的说法是，大帅在跟新纳的十七姨太玩一种很新的小游戏，已经七天七夜没下过床了。
一时间，奉天城头的鸽子都快被特务们薅秃了，一份份“奉系将乱，速来抢人头”的绝密情报雪片般飞向东京。
然而，风暴中心的帅府书房里，却静得能听见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张作霖哪也没去。
他正坐在一张黄花梨木大书桌前，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捏着一支狼毫笔，正对着一本泛黄的书册，一笔一划地誊抄着。
那书的封面上，印着四个朴实无华的大字——《民识通典》。
他的动作极慢，极稳，像是要把自个儿这辈子的横劲儿，全塞进笔尖那嘎达里。
七天了，他把自己关在这间屋里，不见任何人，不发一道令，只是写。
汗水顺着额角的皱纹滑落，砸在宣纸上，洇开一小团墨迹，他便皱着眉，用小刀仔仔细细地将那片纸刮掉，重新落笔。
“他娘的，”张作霖放下笔，揉了揉酸胀的眼睛，低声骂了一句，“以前老子一张嘴，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能吹出十万兵。现在倒好，写几个字比拉一支队伍还费劲。”他看着满桌子抄好的书稿，眼神里却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踏实，“可这不一样。兵是老子拉的，说没就没了。这历史，得让娃们自己写，一个错字都不能有。”
就在这时，门被轻轻叩响了。
是府里的小墨娃，奉了太太的命令来送参茶。
这孩子是张作霖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胆子比针尖还小，此刻端着茶盘，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喘。
“大帅，喝茶。”
张作霖嗯了一声，目光却被墙上的一幅新画吸引了。
那画刚挂上去，墨迹还未全干。
画上的他，没穿威风凛凛的大帅服，而是穿着一身粗布褂子，像个老农一样蹲在田埂上，手里抱着个油汪汪的大猪头，正啃得满嘴流油。
他的背后，是望不到头的金黄稻浪，风一吹，仿佛能闻到丰收的香气。
画的题字更是奇特，歪歪扭扭，一看就是没念过书的人写的，内容却是从老百姓嘴里扒下来的原话：“俺们的大帅不修仙，就爱吃肉啃猪头；可他让地先吃饱了，咱老百姓就饿不着肚子。”
这画风，主打一个接地气，甚至接地府。
小墨娃偷偷瞥了一眼，小脸吓得煞白，心想这要是让外面那些讲究人看见，不得把大帅的脸都丢尽了。
他哆哆嗦嗦地问：“大帅，这画……能印吗？”
张作霖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咧开大嘴，露出满口白牙，笑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
“印！为啥不印！”他一把将小墨娃揽过来，指着画上的自己，“给老子印到课本里去！让后世那帮小兔崽子都给老子看清楚，咱这代人，没啥通天本事，就是一群泥腿子，是怎么撅着屁股，把这弯了几百年的腰杆子，一寸一寸给挺起来的！”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关内，一场无声的战争也正打得如火如荼。
陈寅恪先生依旧是一袭长衫，一副墨镜，由那位被称为“老笔仙”的盲仆搀扶着，从一个村镇走到另一个村镇。
他们的行囊里没有金银，只有一摞摞新印的《奉系抗倭实录》。
每到一地，盲仆便会寻个开阔地，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洪亮得能震落屋瓦的声音，高声诵读。
他读“皇姑屯国仇家恨”，读“东北易帜寸土不让”，读“炮轰鬼子舰，血染鸭绿江”。
他说的不是之乎者也的官样文章，而是用最土的白话，讲最硬的道理。
百姓们一开始只是看热闹，听到后来，妇人掩面而泣，汉子们攥紧了拳头，眼眶通红。
这些一辈子没摸过书本的庄稼人，第一次知道，原来历史不只是皇帝老儿的家务事，也和他们刨食的这片土地，和他们自己的爹娘祖宗，血脉相连。
于是，一场奇特的文化运动自发地开始了。
百姓们自发组成了“口述史队”，七嘴八舌地将书里的故事，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快板，演成了活灵活现的皮影戏，唱成了传遍田埂的民谣。
河南一个偏僻的村落里，夜深了，陈寅恪倚在土坯墙上，听着村口一个豁牙的老妇人，用跑了调的嗓子敲着盆唱：“张大帅，辽西来，不跪洋人不贪财；一炮轰了鬼子舰，二犁翻了租界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