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项证据都看似坚实，环环相扣，在程序上几乎无懈可击，共同编织成一张“余年或因疏忽、或因利益驱使，导致尽调失职，给客户造成重大损失”的严密逻辑网。
听证过程中，曾经与余年并肩作战的团队成员，或在压力下沉默，或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证据”的真实性，甚至有人“回忆”起余年当时“异常”的表现。那些昔日熟悉的面孔，此刻在程序和法律术语的包裹下，变得陌生而冰冷。
众叛亲离的寒意，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渗透骨髓。
听证间隙，他在洗手间遇到了匆匆赶来的苏晴。她脸上满是焦急和愤怒。
“他们这是在伪造证据！系统性地诬陷！”她抓住他的手臂，声音压抑着，“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可以通过我的渠道，先把水搅浑，揭露他们的阴谋！”
余年看着镜中自己略显苍白的脸，缓缓摇头：“没用。他们现在占据着程序的制高点。你用非正式渠道发声，只会被指责为干扰调查，甚至被反诉诽谤。我们现在任何不符合程序的举动，都会成为他们攻击我们的新弹药。”
“可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得逞？看着你被冤枉？”苏晴难以理解他的“固执”。
“程序的归程序。”余年掬起一捧冷水拍在脸上，试图让自己更清醒，“唯有在程序内击败他们，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这个陷阱。否则，即使暂时脱身，污名也无法洗清。”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难重建。”
苏晴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不解、失望，以及深深的无力感。她相信正义，但更相信要用尽一切手段去争取正义。而余年的坚守，在她看来，近乎迂腐，尤其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理念的裂痕，在这一刻悄然滋生，且难以弥合。
听证会继续。余年的辩驳依旧清晰、理性，他指出了证据链中细微的时间矛盾，质疑了证词录音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解释了那笔资金的合法来源（是他通过合法渠道委托进行的一项独立研究的经费）。他的表现，堪称专业范本。
然而，在那一张张看似公正、实则早已预设了立场的面孔前，他的辩解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听证组成员更倾向于采信那些“确凿”的书面证据和“多人”证言，而对余年提出的疑点，则要求他提供“更有力的反证”。
程序的齿轮，在精密的操控下，正一步步地将他在职业的悬崖边推去。
窗外，阳光正好，城市的运转一如既往。而在这间密闭的会议室里，一场针对他职业生涯乃至个人清誉的“完美”围猎，正接近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