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六年，秋。
西夷使团的离去，并未带走紫禁城上空的风云，反而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投入巨石，激起的暗流正以更汹涌的态势，在帝国的内外奔涌回旋。机遇与挑战，合作与对抗，在这煌煌盛世的光辉下，交织成一幅愈发复杂的图景。
天津卫的码头，随着西夷使团舰船的离去，似乎恢复了往日的秩序。然而，一种无形的变化已然发生。根据皇帝“有限贸易”的旨意，葡萄牙人被允许在广州城外指定区域设立一处小型商馆。这座由花岗岩和硬木搭建的建筑，很快便挂上了葡萄牙王室的纹章，成为了西方在帝国腹地的第一个半官方据点。
商馆主管由皮莱资精心挑选的一位精明且通晓东方情势的商人担任。表面上，这里堆满了等待交易的胡椒、象牙、水晶和呢绒，以及准备用来购买大明商品的白银。但在这合法的商贸外衣之下，商馆的另一项重要职能悄然启动——情报收集。
精通数学的随行修士，以“研究东方天文”为名，暗中测绘沿海水文和城市布局；商人们在与本地牙行、官吏的觥筹交错中，旁敲侧击着帝国的财政状况、官僚体系效率以及民间舆情；甚至有人尝试以重金收买个别不得志的低级官吏，试图获取朝廷动态的只言片语。他们如同细微的触角，谨慎而贪婪地探触着这个庞大帝国的肌体。
与此同时，锦衣卫的暗探也加强了对商馆的监控。所有与商馆接触的人员都被记录在案，往来货物受到严密检查，试图反向渗透获取欧洲情报的行动也在暗中进行。天津卫与广州城，成为了东西方无声较量的第一个前沿。
北疆的秋风已带肃杀之气。在朱由检的强力推动和皇帝的无条件支持下，新军改制以定北城讲武学堂毕业的首批军官为骨干，如同燎原之火，迅速在北疆各镇铺开。
旧有的卫所兵制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镇”、“协”、“标”、“队”为层级的新编制。淘汰下来的老弱兵员被妥善安置或转为屯垦，精壮者则重新编练，配发统一的“泰昌一式”燧发枪，接受新式操典训练。更重要的是，每个新编“镇”都开始组建直属的炮兵团，尽管“金鳞炮”数量依旧有限，只能优先装备关键部队，但其代表的火力至上理念已深入人心。
演武场上，号令声、火铳齐射声、炮车辚辚声取代了往日的喊杀与弓弦响。军官们手持望远镜，依据测绘地图进行沙盘推演，计算着射界与弹道。一种迥异于冷兵器时代的力量感，在这支军队中孕育、勃发。
罗刹人似乎也察觉到了这股令人不安的变化，边境的小规模骚扰明显减少，变得更加诡秘和谨慎。北疆的钢铁防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强度被构筑起来。朱由检站在新落成的、巨大的北疆沙盘前，目光锐利，他知道，当这道铁幕完全落下之时，便是彻底解决北患，乃至剑指更遥远西方的开端。
遥远的金山堡，短暂的和平被骤然打破。西班牙驻新大陆总督萨尔塞多带着觐见受挫的怒火与对黄金的贪婪，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他并未直接强攻防御已然加强的金山堡，而是采取了更阴险的策略。
数艘西班牙战舰频繁出现在金山堡外围航线，拦截、扣押甚至击沉前往金山堡的明军补给船和移民船，试图掐断其生命线。同时，他们利用之前建立的据点，大肆武装并煽动那些对明人怀有敌意或容易被利益收买的内陆土着部落，许诺给予武器和贸易特权，鼓励他们袭击明人的垦殖点和勘探队。
一时间，金山堡外围烽烟四起。数个孤立的移民村落遭到洗劫，辛苦开垦的田地被毁，人员伤亡惨重。勘探队被迫收缩活动范围，与友好部落的联系也因西班牙人的挑拨而变得岌岌可危。
金山堡再次陷入了孤立与危机之中。堡垒指挥官一面组织兵力，对来犯的土着武装进行坚决清剿，一面派出快船，向国内和王承恩求援，并详细汇报了西班牙人这种“代理人战争”的新战术。新大陆的争夺，从单纯的海上对抗，蔓延到了更复杂、更残酷的陆地冲突与土着博弈。
九州，小野寺藏考取生员的消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其影响愈发深远。不仅刺激了更多日裔子弟投身科举，也在明人社会中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些开明的明人官员和学者开始意识到，单纯依靠武力压制和文化同化，或许并非长治久安之策。若能使日裔精英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无疑能增强其对新秩序的认同，减少治理成本。于是，在朱寿镳的默许下，一些州县的官学开始尝试放宽日裔子弟的入学限制，甚至聘请通晓日汉双语的先生进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