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多务实派官员，则在承认开拓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治理模式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应仿效内地，尽早设立“新大陆布政使司”，派遣流官，建立州县，将其完全纳入帝国直接管辖体系。另一部分人，则基于海外遥远的现实和移藩政策的推行，倾向于采用更灵活的“特许管辖”或“藩国自治”模式，由朝廷委派总督或认可移藩勋贵进行管理，给予较大自主权，朝廷主要控制军事和外交，并分享利益。
“陛下，新大陆远隔重洋，讯息往来动辄经年，若事事禀报中枢，恐贻误时机！不若效仿当年沐王府镇守云南之故事，委重臣、勋贵镇之，予其便宜行事之权，定期朝贡即可。”
“万万不可！此乃裂土之始！海外广袤，若任其坐大，恐成国中之国，尾大不掉！必须由朝廷直辖，方为正理！”
双方的争论在廷议上激烈交锋。朱常洛高坐龙庭，静听各方意见。他知道，这不仅是治理模式的选择，更关乎帝国未来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分配。他并未急于裁决，而是下令将各方意见整理成册，发往相关各部及金山堡，要求结合实际情形，深入研讨。他要在充分的信息和深思熟虑后，为帝国的海外疆土，设计出最适宜的统治蓝图。
九州，朱寿镳推行的文化融合政策，在时间的发酵下，效果愈发复杂而立体。官立蒙学中，能熟练使用汉文、甚至开始学习儒家经典的日本籍少年数量有所增加，他们中的优秀者甚至被选拔进入为明人子弟设立的更高一级学塾，与汉家少年同窗共读。共同的学业和成长环境，使得这一代年轻人之间的隔阂，确实在缓慢消融。
然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战乱、失去亲人的平民心中，创伤依旧深刻。表面上，他们参与汉家节庆，使用明廷颁布的历法，甚至在需要时向官府求助。但在村落深处的神社旧址（虽被明令禁止，但民间私下仍有祭祀活动），在家族世代相传的口述历史中，那份属于“和魂”的记忆与文化认同，并未真正消亡。
一位年迈的乡村教师（原日本寺子屋的先生），在昏暗的油灯下，偷偷用假名（日文字母）在废纸的背面，记录着即将失传的和歌与物语片段。他对围绕在身边、好奇地看着他书写的孙辈们低语：“记住这些符号，记住这些故事……它们是我们曾经是谁的证明。学习汉文是为了活下去，但记住这些，是为了不忘记我们是谁。”
文化的融合如同织锦，光明处是逐渐交织的彩色丝线，而在光影背面，却依然存在着不愿被同化的、坚韧的旧线头。征服土地易，征服人心难。朱寿镳和他的继任者们，需要面对的是一场以世代为单位计算的、漫长而无声的战争。
春日的暖阳透过琉璃窗，洒在乾清宫光洁的地面上。朱常洛审阅着来自四方的新报：金山堡初步建立的治理秩序，北疆讲武学堂的开办盛况，朝堂上关于海外经略模式的激烈争论，以及九州文化融合那喜忧参半的复杂图景。
他的手指在巨大的紫檀木书案上轻轻敲击。帝国的扩张，已然从单纯的军事征服和地理发现，进入了更为深刻的制度构建与文化整合阶段。技术利器（金鳞炮）需要新的军事制度（讲武学堂）和新型军官来驾驭；海外飞地（金山堡）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新附疆土（九州）需要能消弭隔阂的文化政策；而整个庞大的帝国，更需要能统筹内外、平衡各方利益的政治智慧与顶层设计。
“打天下易，治天下难。而欲治天下，必先立制度。”朱常洛低声自语。他提起朱笔，在一份关于总结金山堡治理经验、为后续海外据点提供范本的奏章上批注：“着该主事详加总结，条陈得失，拟为《海外据点治理通则（草案）》。”
同时，他也在那份关于朝堂海外经略争论的汇总文书上写下：“争议不止，乃因事大。着内阁牵头，枢密院、户部、礼部协办，广纳各方建言，结合金山堡实情，于一季内，提出《新大陆及海外疆土治理方略》若干套，供朕决断。”
他的目光坚定而深远。他知道，为这前所未有的盛世奠定基业，不仅需要开疆拓土的勇气，更需要设计制度的智慧与推行制度的耐心。帝国的未来，系于能否建立起一套既能激发活力、又能维系统一，既能包容多元、又能凝聚共识的全新体系。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但他必将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