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的酒瓶和红糖，像两块冰凉的石头，硌得我心口生疼。踏进院坝门槛的那一刻，梧桐树下那些闲聊打屁的声音戛然而止。所有目光，像夏天围着你嗡嗡叫的牛蝇，一下子全钉在我身上。
大伯的烟杆不嗑了，四叔翘着的二郎腿放下了，那些妇人们嗑瓜子的嘴也停了。连抢娃娃的小雅和红丽都扭过头来看我。
奶奶从堂屋门口阴影里蹬蹬蹬地走出来，脸拉得老长，像谁欠了她谷子还了她糠。“死到哪点去了？磨磨蹭蹭现在才回来！喊你买点东西，比生个娃还慢！”她劈手夺过我手里的酒瓶和红糖，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着酒瓶的刻度线，“酒咋少了这点？你是不是半路偷喝了？！”
我心里憋着的那股从冉老师小卖部带回来的屈辱和火气，被她这话一激，差点直接炸开。我死死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没……是冉小钱打酒的时候，手抖，洒了一点。”
“败家玩意！一点小事都办不好！”奶奶骂骂咧咧，但似乎没找到更大的错处，掂了掂红糖，又狐疑地盯我，“找的钱呢？”
我把冉小钱找回来的那点零毛票递过去。她一把抓过去，手指沾着唾沫，飞快地数了一遍，确认数目没错，才嫌弃地塞进兜里。
我以为这就完了。正准备缩着脖子溜到灶房角落，找个地方喘口气，消化一下心里的憋闷。
“站着！”奶奶的破锣嗓子又响了，“猪嗷嗷叫唤半天了，耳朵聋了听不见？还不快去喂猪！潲水桶都满了，提到猪圈去！”
我猛地抬头，看向院子里那些大男人。大伯吐着烟圈，四叔抠着脚趾缝，三叔依旧蹲在阴影里当哑巴。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听见，悠闲得像庙里的菩萨。
凭什么？凭什么又是我？我刚跑完远路回来，气都没喘匀！
心里的火苗噌噌往上冒，但我没动，也没像以前那样立刻听话地转身就去。我只是站着，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露出脚趾头的破胶鞋，胸口起伏得厉害。
奶奶见我没动，声音陡然拔高，尖利得刺耳：“皮子又痒了是不是？喊不动你了？牛日的，才安生几天，又想作怪？是不是又想当贼？偷米偷油偷鸡？”
“贼”这个字，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心上。上次被他们锁在灶房饿肚子，我不得已偷了东西跑出去，后来被他们闹到学校，差点背上一辈子的污名。是冉老师和村长出面，才勉强压下去。那场羞辱和恐惧，我至今想起来都浑身发冷。
她竟然又提！她明明知道那件事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的嫩肉里，疼，但比不上心里的疼。
奶奶见我还是不动，大概觉得权威受到了挑战，彻底火了。她几步冲过来，干枯的手指像鸡爪子一样，狠狠戳在我的额头上，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哑巴了？死了？喂个猪都喊不动？养你有啥用？还不如养头猪！猪还能吃肉！”
那些叔叔伯伯，依旧没人说话。大伯甚至嘴角撇了一下，好像在看一场有趣的猴戏。那些妇人则交头接耳，低低地窃笑。
屈辱、愤怒、委屈……还有一丝无法摆脱的恐惧，像藤蔓一样死死缠住我，勒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动，接下来可能就是更难听的辱骂，甚至是抽过来的棍子。
村长的话还在耳边：“国家现在开始关注留守儿童……你们答应，有一口吃的，必须有平萍一口吃的。”他们表面上答应了，不再明目张胆地骂我、饿我，却用了这种更阴损的办法——无穷无尽的使唤，沉默的冷眼，像软刀子一样慢慢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