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后山坡上那架老磨，吱吱呀呀，沉重又缓慢地转着圈。我身上的伤疤好了又添新的，肚子好像永远也填不饱。心里头那点关于奶奶偷吃罐头的恨，像颗种子，在又冷又硬的土里憋着劲儿，找不到出口。
就在这时候，村里那些闲得牙疼的婆娘们，嘴里又嚼出新花样了。这回说的，不是我们家，是外婆家。说的是我那个表妹，小长英。
小长英，大舅舅的二姑娘。我和她在外婆那个棚棚底下一起熬过好些日子。我们一起上山捡柴火，背篓比我们人还高，压得脖子缩着，踉踉跄跄地走在那条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的黄泥巴路上。我们也一起蹲在屋檐下的阴沟边上，就着那点脏水洗一家人的破烂衣裳，小手冻得跟红萝卜似的。
最忘不掉的，是我俩那一头一身，怎么都弄不死的虱子。那些灰白色的小虫子，狡猾得很，藏在头发根里，裤腰的缝缝里，咬得人浑身痒，白天黑夜都不得安生。头皮上总是被抠得一道一道的血痂，黏糊糊的。二舅舅就给我们取外号，他咧着一口黄牙，指着小长英哈哈笑：“看你这憨包样，以后就叫你二傻子！”
小长英抬起头，眼睛黑亮黑亮的，一点都不憨。她只是不爱说话，心里头明白得很。二舅舅又转向我，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子上：“你嘛，呆头呆脑，像个扯线木偶，就叫呆头鹅！”
“二傻子”和“呆头鹅”。这两个外号，像两顶甩不脱的破帽子，扣在我和小长英头上。我们俩互相看看，都不敢吭声，只能把头埋得更低，使劲搓手里的脏衣服，好像那样就能把这份羞辱搓掉。
后来，我从外婆家回来，继续在奶奶手底下熬煎。关于小长英的消息，就断了好一阵。
直到这几天，村里那些端着饭碗都能串半条街的妇女们，又聚在大槐树底下叽叽咕咕。我牵着牛从旁边过，耳朵尖，一下子就捕捉到了“邱桂芬”（我外婆的名字）和“小长英”这几个字。
我故意把牛绳绕在树根上，假装系鞋带，磨磨蹭蹭地不走开。
“……说是介绍到镇上去哩！”
“啧啧，邱桂芬倒是会盘算，把她自家孙女推出去了。”
“哪是介绍啥好活儿哦！听说是去给税务所那个刘干事家背娃娃！”
“背娃娃？当小保姆啊？那家人厉害得很，婆娘凶得要命！”
“那也总比在屋里饿死强嘛！说是每个月给这个数！”一个婆娘神秘兮兮地伸出五根手指头。
“五块？”
“屁！五十！整整五十块钱！”
人群里发出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五十块！那得买多少斤米，割多少斤肉啊！我蹲在地上，心口怦怦直跳，五十块钱，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不敢想的天文数字。奶奶要是听说，眼珠子都得瞪出来。
“哎哟，这下邱桂芬可捞着了，每个月白得五十块！”
“啥叫白得？是小长英那丫头去给人当牛做马！才多大点人哦，就去伺候别人娃儿，看别人脸色吃饭，造孽哦……”
“那有啥法子？她爹死得早，她那个老实本分的妈又继续过继给她幺叔，真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哈哈哈哈，小长英那个德行，她妈又管不了，只能跟着邱桂芬，总得找条活路嘛。再说，是老陈牵的线，肯定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