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婴儿时期，是在母亲干瘪的乳房、奶奶阴沉的脸色、以及村里那些长舌妇们毫不避讳的议论声中度过的。
母亲奶水并不丰足。十八岁的她，自己还是个半大的孩子，身体或许都未完全长开，便要承担起哺育的责任。营养更是谈不上，月子里能吃上几个红糖水煮的鸡蛋，恐怕已是难得的奢侈。更多时候，她的食物和全家并无二致：粗糙的包谷饭、寡淡的酸菜汤、偶尔可见几片油星的炒土豆丝。这样的乳汁，如何能喂饱一个迅速生长的婴孩？我常常因饥饿而啼哭不止，吮吸得母亲乳头皲裂出血，钻心地疼。
而奶奶，是绝不会因为我的啼哭而心生怜悯的。她那张阴阳脸，在听到我哭闹时，会扭曲出更加嫌恶的表情。她从不认为是母亲的奶水不足或伙食太差，只会将一切归咎于母亲“没得用”，连个娃都喂不饱，更归咎于我“讨债鬼”、“饿痨鬼”投胎，索求无度。
“哭！哭！哭！一天到晚嚎丧哩！哪个娃像你这样讨嫌？嗓门比喇叭还响！”她往往一边在灶房摔摔打打，一边用她那尖刻的嗓音咒骂，“奶头都给你咂出血了，还不够？真是前世欠你的！”
母亲抱着我，缩在房间里，一边忍着疼痛喂我，一边默默垂泪。她不敢大声反驳，只能低声下气地哀求：“妈，娃怕是没吃饱……能不能……”
“能啥子？家里哪有那么多好吃的给你下奶？金贵得很！饿几顿就晓得了！”话没说完，就会被奶奶更加厉声的呵斥打断。
父亲对此毫无办法。他终日劳作，回到家已是筋疲力尽，面对婆媳间的这点“小事”，他通常选择沉默地蹲在门口，或者干脆躲出去。爷爷更是视若无睹，仿佛屋里的一切哭闹争吵都与他无关。
我就这样，在半饥半饱中，叼着母亲的乳头，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母亲的奶水越来越少，我的依赖却越来越强。仿佛那是冰冷世界里唯一一点温暖和慰藉的来源，是连接我与这个陌生世界最柔软的纽带，我死死抓住，不肯放手。
于是，便成了村里人口中的“笑话”。
当我长到一岁多、两岁，甚至快三岁了，仍然没有断奶。这在当时的大平村，虽非独一份，但也绝对算得上“稀奇”。尤其是女孩家。
那些纳鞋底、摘青菜、聚在村头老槐树下闲嗑的妇女们，看到母亲抱着我（那时我已能走路，但常常耍赖要抱），便会互相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故意拔高嗓门，或者看似压低声音，却恰好能让母亲听到：
“哟，秀秀，你们家萍萍还没断奶呐？这都多大了哟！” “啧啧，看这丫头片子娇气的，比地主家小姐还难伺候哩。” “哎呦呦，吃这么久，也不怕把当妈的吸干喽？学冬媳妇，你这身子骨受得住哦？” “怕是离了奶头就活不成哦？以后嫁人了可咋办？哈哈……”
这些话语，像淬了毒的针，一根根扎在母亲年轻而脆弱的自尊上。她脸皮薄，被说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只能抱着我匆匆躲开。回到家里，奶奶听到风言风语，更是火冒三丈，指桑骂槐的日子愈发的多。
母亲也试图给我断奶。她试过在乳头上涂抹苦瓜汁，我舔到苦味，嚎啕大哭，哭得几乎背过气去，最终她还是心软了。她也试过让父亲晚上带着我睡，可我闻不到母亲身上那熟悉的味道，便整夜哭闹不休，吵得全家乃至邻居都不得安生。奶奶气得捶床大骂：“讨债鬼！再不把这奶断了，连人带铺盖给我滚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