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文章巧妙地运用了商业对比手法：“我们不妨算一笔经济账。据公开资料估算，邵氏兄弟公司近期推出的部分大制作影片，单部成本动辄高达四五十万港币，其中明星片酬、奢华布景占据巨大开销。
而反观《鬼马双星》，以其不到三十万港币的制作成本，目前所创造的票房收益和引发的社会关注度，其投入产出比显然更具市场效率。
这不得不让人思考，电影投资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为了堆砌视觉奇观、维系某种‘高端’姿态，还是为了更有效地创作出能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并能带来合理商业回报的文化产品？”
文章更进一步，犀利地点破了争议背后的实质：“当下围绕《鬼马双星》的某些批评声浪，看似围绕艺术理念之争，实则难以掩盖其背后的商业逻辑冲突。
当一种新的、更贴近普通市民审美和消费能力的电影制作与营销模式取得成功，并对原有市场格局带来冲击时。
既得利益者通过掌握的话语权对其进行‘去价值化’解读，试图重新定义‘好电影’的标准，这在商业竞争中并不罕见。然而，时代在变，观众也在成长。
试图忽视市场真实反馈，一味强调审美权威的做法，恐怕难以长久。”
《星岛日报》的这篇报道，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站队或情绪化反驳上，而是试图构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来对抗邵氏所代表的传统权威。
它将评判电影成败的标准，从少数精英掌握的“艺术格调”拉回到了由广大市民参与的“市场选择”上，用实实在在的票房数据和商业效率，为《鬼马双星》的成功提供了难以驳斥的论据，同时也巧妙地揭示了竞争对手可能的商业焦虑。
这对于当时正在逐渐壮大的、渴望看到反映自身生活的电影的香江普通市民而言，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声援和价值认同。
这场舆论战，也因此从单纯的口水仗，升级为了关于电影为谁服务、由谁评判的更深层次理念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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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麻地上海街一家名叫“荣发”的老式茶餐厅里，吊扇慢悠悠地转着，却吹不散满屋的烟火气和议论声。
刚交完夜班的的士司机陈师傅，穿着一件洗得泛黄的汗衫，坐在靠门口的卡座上，一边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及第粥，一边对同桌的另外两个司机同行大声抱怨，声音盖过了后厨炒锅的哐当声：
“喂，你们看没看昨天那份报纸？又有人在说《鬼马双星》格调低，没艺术！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他们那些写文章的，住半山，饮洋酒，当然不懂我们开十几个钟头车，腰酸背痛收工后，只想看场戏笑一笑，轻松一下的意味！
这有什么错？难道非要看邵氏那些打打杀杀、飞来飞去的武侠片，才叫有格调，才叫高级？”他越说越激动，勺子敲得碗边叮当响。
旁边一个稍年长的司机老周，呷了一口浓茶，慢悠悠地接话：“就是啊，阿陈你说得对。我们这些揸方向盘、搬货、打工的，一天到晚够辛苦啦。
许冠文演的那个小人物，倒霉、抠门、但是乐观，不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亲切，笑得出声，就是好电影！
那些什么专家，离‘地’太远，我看他们是‘砖家’才对！”
这种不满和逆反情绪，像水渍一样，迅速在街坊间蔓延开来。许多家庭主妇在菜市场相遇，话题也变成了这个。
“管他什么格调不格调，我老公昨晚笑得前仰后合，说一个月都没见他这么开心过！这个周末，我也带儿子女儿去看！”
结果，看《鬼马双星》变成了一种新的家庭集体活动，甚至带点“支持我们自己的电影”的意味。
周末的北角皇都戏院门口，人龙排得拐了几个弯。一位刚带着三个年幼子女走出戏院的父亲，额头上还带着汗，脸上却堆满了笑容。
他一边给孩子们买雪糕，一边对熟识的街坊感慨：“难得，真是难得！细路仔（小朋友）从头笑到尾，我同老婆也笑到肚痛！一家人这么开心，这样的电影，几多年没看过了？值回票价啦！”
草根观众用最直接的方式——掏钱买票，拖家带口地走进戏院，来表达他们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批评的无视和反抗。
你越说它“格调低”，我们越要看看它怎么个“低”法，越要证明我们普通人的笑声也是有分量的。
于是，各大戏院排队购票的队伍，在争议声中，反而越来越长。邵逸夫本想用“格调”打压对手，没想到却亲手给《鬼马双星》烧旺了另一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