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们……要不要也在相熟的报纸上写文章反驳？跟他论战？”霍建宁谨慎地问道。
“没必要。”郑硕果断摇头，“他说他的阳春白雪，我们放我们的市井烟火。论战反而抬举了他那套说辞。
我们要做的，是让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用脚投票。自强，你让腰、看完还津津有味讨论的场面，送到《今日头条》那边去，让他们用社会新闻的形式报道出去。
不用夸，就写实就行。老百姓的真心笑声，就是最好的反驳。”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光：“另外，把我们首日，尤其是加开场次的票房数据，挑几家重点戏院的，做得醒目一点。
明天一早在《今日头条》和《星岛日报》上公布出去。
邵逸夫想打口水仗，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数字说话。看看是少数人的‘高雅’评论有分量，还是成千上万普通观众买票支持更有力量。”
他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楼下中环熙攘的人群，对身旁的陈自强淡然说道：“不过邵老六亮出了他的底牌，我们不出出牌，也显得有点你小气。”
郑硕深知，在传统媒体渠道上，刚刚起步的凤凰影视难以与根深蒂固的邵氏兄弟正面抗衡。
他决定避实就虚，采取一套全新的策略。下午16点刚过一点的时候，《今日头条》娱乐版推出了一个名为“市民观影心声”的专栏，首期刊登了一位观塘纺织女工的来信：
“我是在纺织厂做了十年的女工，每天站着工作十二个小时，只有周末能喘口气。
昨天我和厂里姐妹一起去看了《鬼马双星》，许冠文在电影里那个被平底锅砸到头后一脸懵的样子，活脱脱就是我前天在旺角街市为了一毛钱菜价和菜贩讨价还价的模样。
我在电影院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因为这演的就是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啊！”
这封朴实无华的来信刊出后，在市井间引起了强烈共鸣。接着，一位深水埗的码头工人来信写道：
“我们扛大包的，平时最大的乐趣就是下班后去大排档喝瓶啤酒，看看电影。
邵氏那些武侠片打得是好看，但总觉得离我们太远。许冠文在电影里扮演的那个总是吃亏却从不放弃的小人物，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那种苦中作乐的劲儿，正是我们这些底层打工仔最真实的生活态度。”
郑硕特意指示编辑部，对这些来信不做任何修饰，保留原汁原味的市井语言。
同时，他派出手下记者深入各个工人聚居区，记录普通市民的观影感受。记者在九龙城寨的一家茶餐厅采访到一位年近六十的洗碗阿姨：
“我每天从早到晚洗十几个小时的碗，手都泡白了。儿子孝顺，硬是塞钱让我去看电影放松一下。
许冠文在电影里那个存钱买表却总也存不够的段落，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这么一分一厘地攒钱供孩子读书。
电影散场时，我听到旁边好几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阿姨都在抹眼泪，这电影懂我们老百姓的心。”
这些真实的声音通过《今日头条》持续刊发，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间舆论浪潮。
更妙的是，郑硕安排将这些来信编辑成一份特刊，直接送至各家戏院的经理手中。
一位在北角经营戏院多年的经理在阅读这些来信后，主动增加了《鬼马双星》的排片量，他对旁边的助手说：
“我放电影三十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普通观众自发为一部电影说话。
邵氏兄弟的那些影评写得再高明，也比不上这些普通观众的一句‘这电影演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来得有分量。”
郑硕这一着棋，巧妙地绕开了传统媒体的壁垒，直接诉诸最广大的市民阶层，用最真实的声音为《鬼马双星》铸就了一道邵氏难以攻破的舆论防线。
郑硕心里清楚，邵逸夫发起的这场舆论战，看似站在道德和艺术的制高点上，实则正在一步步拉大邵氏兄弟公司与普通市民的距离。
而在1974年的香江，决定电影最终命运的，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艺术标准，而是街头巷尾的升斗小民。
郑硕就是要把这场较量，从排片、宣传的明争，转向更深刻的关于电影为谁服务的暗斗。
而他对于赢得这场暗斗，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