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硕转过身，目光越过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玻璃窗，投向楼下中环熙攘喧闹的街道。
车水马龙，人流如织，一片繁华景象，但此刻在他眼中，却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
金庸的这个电话，绝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传话，它像一颗精心计算后投入看似平静（至少表面如此）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预示着局势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马家已彻底陷入被动，甚至可说是穷途末路，不得不放下身段，走到谈判桌前。
而他自己，也将因此从幕后运筹帷幄的布局者，直接转变为前台短兵相接的主谈手。
这场即将在茶香氤氲中展开的面对面交锋，将不再是远程的资本狙击或舆论攻防，而是意志、筹码、应变能力乃至个人气场的直接较量。
金庸明确表示不干涉具体谈判内容，这虽然保证了过程的相对独立，也意味着他将独自面对马家可能使出的任何手段——哀兵策略、情感绑架、虚张声势，甚至是暗藏祸心的陷阱。
“不能打无准备之仗。”郑硕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需要立刻在脑中重新梳理、评估手中掌握的所有筹码：从马家目前已知的财务窟窿、廉政公署调查的最新进展、其旗下剩余资产的实际价值，到己方在股市上建立的仓位、现金流状况、以及可能调动的其他资源。
同时，他必须为明天下午的会面，准备好几套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案——是强势施压，迫使其彻底退出核心领域？
是暂且稳住，换取时间消化已吞下的利益？
还是……留有余地，以备将来可能的某种“合作”？
窗外的阳光正好，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但郑硕清晰地感觉到，真正的风暴眼，那汇聚了所有矛盾、压力和不确定性的中心，正在缓缓地、不可逆转地移向明天下午三点，陆羽茶室那间尚未确定具体位置的雅室。
那里，将决定这场持续数月的商战，是以一种彻底的胜利告终，还是转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新阶段。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钢笔，在一张空白便签上快速写下几个关键词，开始了紧张的临阵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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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74年6月15日，下午15：00。
地点：中环永吉街·陆羽茶楼3楼。
竹帘子放下一大半，把外面街市的喧闹隔得朦朦胧胧。桌上那把紫砂小壶里的铁观音还冒着丝丝热气，茶香袅袅。
金庸刚拿起壶，正要往郑硕面前的杯子里斟茶，木楼梯上就传来了“咚…咚…”不紧不慢、带着点沉闷的手杖点地声，由远及近。
脚步声在雅间门口停住。门被推开，马廷强（马惜如的长子）拄着那根酸枝木手杖，走了进来。
他特意迟到了大概十分钟，身上那套深色西装熨烫得一丝褶皱都没有，头发也梳得整齐，可走近了就能看清，他眼白里布满了蛛网般的血丝，嘴角绷得紧紧的，透着一股怎么掩饰也藏不住的疲惫和焦躁。
“郑先生，查先生，劳烦久等了。”马廷强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声音有点干涩。
他挪步到空着的红木椅前，正要坐下，手里的手杖却好像没立稳，“哐当”一声脆响，直接滑倒在地上，滚到了桌子底下。
旁边候着的茶楼侍应生（就是服务员，这样子看上去比较牛逼）赶紧弯腰想去捡，马廷强却一抬手拦住了，脸上没什么表情，声音平淡地说：
“不用捡了。一根瘸了腿的棍子，扶也扶不稳，就让它在那儿躺着吧，还省心。”
这话，明着是说那根倒地的手杖，可在这当口听起来，每个字都像在说他们马家如今摇摇欲坠的处境。
郑硕没说话，只是用指尖轻轻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壁，目光低垂，看着杯中沉浮的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