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雪还在下，细碎如信纸灰烬，落在西槐巷的每一道屋檐、每一扇窗台。
孟雁子站在办公室角落那张刚腾出的木桌前，指尖还残留着拂去灰尘时扬起的微痒。
她低头看着桌上那块新削的松木板，上面是她用毛笔写下的字——
“回声站——你说，我录，灯会记得。”
笔锋略滞，最后一划拖得有些长，像是心事未尽。
她将木牌挂在门框上方，绳子打了个死结，不准备再摘下来。
两小时后，第一位居民来了。
是住在城西纺机厂宿舍的老奶奶，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袄，手里攥着半张泛黄的信纸，指节因常年劳作而变形，抖得几乎拿不住笔。
她站在“回声站”前，嘴唇动了好久，才发出声音：
“我想告诉我妹妹……1976年那封信我没收到。不是我不回，是搬家丢了。”
她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钝刀，缓缓割开世间的皮肉。
雁子提笔，墨落纸上。
“姐姐：
七六年冬，你寄来的信，我没收到。
不是不想回，是我们搬去了阎良，老房子拆了，信箱砸了，连门牌都没人认得。
后来我找了你好多年，问遍了亲戚，都说你嫁去了新疆。
我以为你恨我，其实我一直想写，可笔提起又放下——怕你觉得我在怪你没等我。”
字迹写完那一刻，墨色忽然浮起，如雾般离纸而出，轻盈飘向城西方向，像一只无形的手托着它飞越屋顶、穿过雪幕，奔赴某个等待了四十七年的耳畔。
雁子抬头，怔住。
她突然想不起上周社区会议的议题了。
不是模糊，不是记混——是彻底空白。
她记得自己做了记录，记得投影仪卡顿了两次，记得李咖啡那天顺路送来一杯温热的摩卡，说“别太累”。
可会议内容呢？
讨论的是加装电梯，还是独居老人送餐？
她翻出笔记本，手指在纸页上滑过，却像摸着陌生人的日记。
一股寒意从脊背窜上来。
这是第一次，她忘了工作的事。
不是情感记忆，不是私人琐碎，而是她赖以生存的秩序——被精准执行的日程、被反复确认的细节、被牢牢记住的居民档案——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她下意识摸了摸掌心。
那道曾蔓延至肘部的锈线，如今已缩至手腕内侧，颜色也淡了许多，像一条退潮后留在沙地上的痕迹。
它不再灼痛，却总在记忆剥离时微微颤动，仿佛在提醒她：你在失去什么，也在释放什么。
傍晚，老墨来了。
他没说话，只是把铁盒放在桌上，取出一叠皱巴巴的草稿纸，坐进角落的藤椅里，戴上老花镜，开始逐字整理今日来信。
红笔在纸上圈点，偶尔停顿，写下批注。
“此处语气太硬，改‘其实我一直想抱你’。”
“这句删掉‘你不该走’，换成‘我后悔没追出去’。”
他从前最恨这种“矫情”的表达，认为文字应当克制、尊严、有骨。
可现在，他竟像个编辑一样，为别人的遗憾润色情绪。
深夜，只剩他一人。
烛火摇曳，映出墙上斑驳的影。
他翻到一张新纸，字迹潦草，带着压抑的颤抖：
“小言从没叫过我一声妈。我怕她恨我。自闭症诊断书下来那天，医生说‘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说话’，我坐在医院走廊哭了一夜，第二天却对她说‘没事，妈妈不指望你什么’——其实我指望，我指望她看我一眼，叫我一声，哪怕只是无意识的发音……”
老墨盯着那行字，久久不动。
然后，他拿起红笔，在下方轻轻添了半句：
“可她每天睡前，都把你的围巾盖在胸口。”
笔尖落下时，墨迹没有浮起，也没有游走。
整张纸却忽然变得滚烫，烫得他指尖一颤，差点松手。
他愣住，抬头看向窗外。
雪停了。
月光穿过云层，静静洒在巷口那排风铃上，几只折纸鸟悬于其下，翅膀微颤，仿佛刚刚落地。
第二天，小折来了。
她背着竹篓，里面全是彩纸折成的小鸟，五颜六色，翅膀展开如羽翼初生。
她在“回声站”前支起一根细线，将纸鸟一只只挂上去。
“有些话太重，烧了可惜，存着又压心——不如让风先读一遍。”她说。
少年阿哲是第一个尝试的。他蹲在地上写了很久，最后只留下一句：
“爸，我不是不想当医生，是怕你失望。”
小折接过纸，熟练地折成一只灰蓝色的鸟，轻轻一抛。
纸鸟迎风而起，绕着风铃盘旋三圈，忽然一个俯冲，稳稳落在院中那张老旧的藤椅上——正是他父亲每天晚饭后必坐的位置。
当晚，父子俩坐在院子里，喝了半壶茶，聊到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