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鲁谟斯港的晨雾裹着椰枣香漫过码头时，程远的洛阳铲在珊瑚砂层里触到块方形石碑。清理掉表层盐霜后，“永乐十年，大明船队至此”九个汉字在朝阳下渐显，碑侧的波斯文翻译与《瀛涯胜览》“忽鲁谟斯，西洋大国也，其王敬大明如天”的记载严丝合缝。碳十四测年显示石碑的雕刻年代正是1412年，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间完全吻合。
“碑座的凹槽里有东西！”林珊用软毛刷清理出一枚铜制“通关令牌”，正面刻着“大明宝船”，背面是阿拉伯文“安全通行”——这与古里港发现的“信符”形制相同，却多了层鎏金，“是给忽鲁谟斯王的特别通行证！”程远比对令牌尺寸，发现与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永乐御赐金牌”完全匹配，“《明史》说郑和对‘大国’用鎏金令牌，果然没错。”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波斯湾入口的沉船区，发现了艘明代“马船”（运输船）的残骸。货舱里的“永乐通宝”堆积如山，每枚铜钱的边缘都有磨损痕迹，显然经过长期流通。“是船队的‘移动金库’！”他操控机械臂取出舱底的《载货清单》，上面“硫磺三千斤、硝石两千斤”的记录，与《明会典》“郑和带火药原料换波斯硫磺”的记载吻合。更惊人的是，清单末尾写着“换得忽鲁谟斯剑五十柄”，在货舱角落果然找到十柄嵌着宝石的波斯剑，剑柄的纹饰与石碑上的波斯文风格一致。
沉船的“淡水舱”里，藏着个牛皮水袋，里面的水虽已蒸发，袋壁却残留着椰枣树的纤维，“是用当地植物过滤海水的证据！”郑海峰检测水袋的盐分含量，发现比海水低了七成，“《瀛涯胜览》说忽鲁谟斯人‘以椰枣壳滤水’，船队学来了这项技术。”水袋的标签上用汉文写着“供百人三日饮”，与马船的载员数量完全匹配。
张瑜在忽鲁谟斯“香料市场”遗址，找到批“明代丝绸与波斯地毯的残片”。丝绸上的缠枝莲纹与长乐宝船出土的赏赐锦缎完全相同，而地毯的羊毛纤维里却缠着根蚕丝线，“是中外工匠合作的产物！”她用显微镜观察，发现地毯的编织技法融合了中国的“通经断纬”与波斯的“打结法”，“这就是文献记载的‘丝毯互仿’，文化交融的实物见证。”
在遗址的陶罐里，张瑜还发现了块“龙涎香”。上面盖着“市舶司验”的朱印，与泉州出土的明代市舶司印章一致，旁边的汉文标签写着“每两值银十两”，“是当时的天价香料！”她比对《明会典》中“龙涎香为贡品”的记载，发现这块龙涎香的尺寸正好符合“贡品级”标准，“显然是准备献给永乐皇帝的。”
林珊在忽鲁谟斯王宫遗址的“朝贡厅”里，发掘出个“青花描金瓷盘”。盘心画着中国的龙与波斯的狮，边缘用金粉写着“永乐皇帝赐忽鲁谟斯王”，与石碑的年代完全吻合。“是定制的赏赐品！”林珊检测瓷盘的胎土，发现来自景德镇，金粉却含波斯特产的“赤金”，“是用中国瓷器、波斯黄金合作制成的，太珍贵了。”
在瓷盘的锦盒里，还发现了张“贸易契约”。用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三种文字写成，规定“大明以丝绸百匹换忽鲁谟斯良马十匹”，末尾有郑和与忽鲁谟斯王的共同签名。“是官方贸易的合同！”林珊笑着说，“这比文献更详细地记录了交易细节，连马匹的年龄、身高都有规定。”
程远团队在忽鲁谟斯“天文台”遗址，有了震撼发现：一台“浑天仪”。铜制的仪器上刻着中国的二十八星宿与波斯的黄道十二宫，底座的铭文显示是“永乐十二年，中波工匠合造”，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间吻合。“是天文仪器的混血儿！”程远转动仪器，发现既能用中国的“浑天说”观测，也能用波斯的“黄道坐标”定位，“《瀛涯胜览》说郑和‘令通事学西域星法’，这就是实证。”
天文台的石壁上，还刻着幅“世界地图”。东半部分是中国的“四海”，西半部分是波斯的“七海”，中间用红线连接着“忽鲁谟斯”与“大明”，“是当时的世界观融合！”程远测量地图的比例，发现中国到忽鲁谟斯的距离标注误差不超过50里，“比同时期欧洲的地图精准多了。”
郑海峰的潜水队在沉船的“军械舱”里，发现了批“佛郎机铳”。铳身上刻着“永乐年制”与阿拉伯文“工匠阿里造”，显然是中外工匠合作的产物。“是早期的中西合璧火器！”他测试铳的口径，发现能适配中国的铅弹与波斯的火药，“《明史》说郑和从忽鲁谟斯带回‘西洋铳’，这就是原型。”
在军械舱的角落，还发现了个“箭囊”。里面的箭矢有中国的“火箭”（带火药）与波斯的“狼牙箭”，箭杆上分别刻着“大明军器局”与“忽鲁谟斯兵坊”，“是船队与当地军队交流的证据！”郑海峰推测，这些箭矢可能用于联合演习，“体现了军事上的互信。”
张瑜在研究忽鲁谟斯“市舶司档案”时，注意到一份《税收记录》。上面记载“永乐十一年，郑和船队缴纳关税银五千两”，与《明实录》“郑和在忽鲁谟斯纳税最重”的记载吻合。更有趣的是，记录上用波斯文写着“免税三成，因大明皇帝善待我使”，“是外交优惠的实证！”张瑜笑着说，“这比单纯的‘厚往薄来’更灵活，有来有往才是长久之道。”
档案的夹页里，还藏着张“宴会菜单”。用汉文和波斯文记录着“烤全羊、抓饭、燕窝羹”，显然是中西合璧的宴席，“是郑和与忽鲁谟斯王的会餐记录！”张瑜比对菜单上的食材，发现羊肉来自波斯，燕窝来自中国，“连饮食都在交融。”
林珊在忽鲁谟斯“华人社区”遗址，发现了座“混合式建筑”。屋顶是中国的歇山顶，墙壁却用波斯的琉璃砖，门楣上刻着“大明街”三个汉字，“是船队留下的侨民聚居区！”她在建筑的灶台里，发现了中国的铁锅与波斯的铜壶，“侨民既做中餐，也做波斯菜，生活习惯已经融合。”
在遗址的水井里，还发现了个“瓷碗”。碗底是“大明宣德年制”，碗沿却刻着波斯文的“平安”，“是侨民的日常用品！”林珊检测碗的使用痕迹，发现至少用了二十年，“证明这些侨民在这里长期生活，不是临时停留。”
程远在忽鲁谟斯“造船厂”遗址，发掘出块“船板”。上面的“榫卯结构”是中国的“燕尾榫”，木材却是波斯的“铁木”，“是用当地材料按中国工艺建造的船！”他比对船板的尺寸，发现与郑和船队的“坐船”（人员运输船）完全匹配，“《瀛涯胜览》说郑和在忽鲁谟斯‘造小船供沿岸贸易’，这就是实物。”
造船厂的废料堆里，还发现了个“船模”。用波斯胡桃木制成，却有中国的“水密隔舱”，“是工匠练习用的模型！”程远推测，这可能是中国工匠教波斯人造船时用的教具，“技术传播的直接证据。”
盗墓者王奎的国际团伙在忽鲁谟斯被Interpol抓获时，警方从他们的越野车后备箱里搜出了块“永乐碑”的残片。程远看着残片上被凿掉的“大明”二字，气得浑身发抖：“他们为了让石碑看起来像‘纯波斯文物’，竟毁掉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王奎的笔记本里，用翻译软件写着“把中国字去掉，能卖更高价”，暴露了他对文明交融的无知。
当程远将完整的“永乐碑”照片展示给团伙成员时，一个波斯裔盗墓者突然说：“小时候听爷爷说，祖先曾帮中国船队修船，原来这是真的。”程远趁机说：“这些文物不是哪一国的，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就像这石碑上的两种文字，本就该并肩而立。”
忽鲁谟斯“郑和与波斯文明对话展”开幕那天，程远和林珊、郑海峰和张瑜站在复原的“朝贡厅”里，看着中波两国的孩子们用仿制的“通关令牌”做游戏。当一个中国男孩用波斯语说“你好”，一个波斯女孩用汉语回应“谢谢”时，程远突然想起那块“混合浑天仪”——文明从不是孤立的星辰，而是相互映照的星河。
郑海峰操控着全息投影，重现了永乐十年郑和与忽鲁谟斯王的会面：两人共握那枚鎏金令牌，身后的船队与波斯商队交换货物，中国的丝绸与波斯的地毯在阳光下同样耀眼。“这就是真正的‘旷世盛举’，”他对观众说，“不是船队有多庞大，而是不同文明愿意放下偏见，平等交流。”
张瑜向游客展示那份“三种文字的贸易契约”，用中英波三语朗读：“丝绸换良马，各取所需，友谊长存。”“六百年前，他们就懂这个道理，”她轻声说，“贸易的本质不是掠夺，是共享。”
林珊在“混合建筑”复原场景里，指着屋顶的歇山顶与琉璃砖墙：“大家看，中国的曲线与波斯的直线，在这里成了最美的风景。”一个波斯建筑师感慨道：“原来我们的琉璃砖，六百年前就与中国的屋顶相遇过。”
暮色中的波斯湾，程远望着忽鲁谟斯港的灯塔，想起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在这里写下的话：“西洋万里，风土各异，然人心相通，皆求和平。”他知道，郑和的船虽已消失在海浪里，但那些关于理解与尊重的故事，永远在海上流传。
“下一站，我们去麦加。”程远展开海图，指着红海的尽头，“《瀛涯胜览》说郑和的分船队到过天方国，那里或许有最后一块拼图。”郑海峰调试着能适应红海高温的探测设备，张瑜在整理《明史》中关于天方国的记载，林珊则对着忽鲁谟斯出土的“混合浑天仪”做最后的数据建模。
海风掀起海图的瞬间，程远仿佛看见无数艘宝船从忽鲁谟斯出发，帆影在波斯湾的波光里连成一线，船头的“郑”字与波斯的新月标志在夕阳下同样明亮。他知道，这场跨越六百年的考古之旅，也是一场文明对话的延续——就像那片连接东西方的海洋，永远等待着愿意扬帆的人。
当第一缕月光照亮红海的水面，程远在考古日志上写下：“所谓旷世盛举，是郑和的船帆，也是波斯的灯塔；是中国的丝绸，也是阿拉伯的香料。文明的意义，不在于独自辉煌，而在于照亮彼此。”日志的夹页里，夹着片从“混合瓷盘”上取下的碎片，青花与鎏金在月光下交织，像在诉说着一个简单的真理：所有美好的文明，终将在相遇中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