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条文发往各地后，除了少数与厂卫关系密切或急于讨好皇帝的武将辖区外。
在大多数地方，尤其是江南、湖广等文官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遭遇了无声而坚决的软抵抗。
地方布政使、按察使接到文书后，往往回复“兹事体大，需详加核议”；
“本地情形特殊，需因地制宜制定细则”，将问题拖入无休止的文牍往来中。
当武将依据新政要求前来“协同监督”军粮审计或军民诉讼时，文官衙门会以“账目尚未整理完毕”、“案卷调阅需时”等理由搪塞。
或者安排在最微不足道的环节让武将参与，核心决策依然关起门来自己定。
文官集团严格抠字眼，将“监督权”解释为“知情权”而非“否决权”。
武将提出的异议被记录在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切照旧。
在朝中担任要职、与地方利益攸关的清流言官和部分内阁属官。
通过私人信函、门生故旧网络，向地方大员传递着“稍安勿躁”、“虚与委蛇”、“法不责众”的暗示。
甚至提供如何钻规则空子的“指点”。这种无形的支持，让地方官员更有底气。
这一切，自然通过东厂和锦衣卫的密探网络，以及陈兴当年上交的眼线。化作一份份密报，堆在了朱祁镇的御案上。
密报里详细记录了某布政使如何拖延会议，某按察使如何将武将晾在偏厅半日。
某京官给老家族兄的信中说了哪些“不当言论”……这些细节让年轻气盛的皇帝感到自己的权威被戏耍和蔑视。
于谦并非对此一无所知。他的信息渠道同样灵通。
他曾试图在规则内弥合分歧，一方面严厉要求兵部系统配合摸清地方军务实情；
另一方面也私下劝诫一些地方大员勿要过度消极抵抗，以免激化矛盾。
他甚至试图再次面圣，建议皇帝派出由文武重臣组成的联合巡查组，实地解决推行中的问题，而非一味强压。
但朱祁镇正处于愤怒中，认为于谦这是在替文官说话，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
皇帝的耐心耗尽，杀意已决。
东厂和锦衣卫迅速“完善”了那几位跳得最欢的地方大员和幕后纵容京官的“罪证”。
或许是几笔经不起严格推敲的陈年旧账，或许是几句被断章取义、曲解其意的私人谈话。
再加上“抗旨不尊”的现成罪名，便铸成了“铁案”。
朱祁镇根本不给这些官员辩解和走正常司法程序的机会，直接下中旨，将这几名官员定为死罪，押赴西市，斩立决！
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整个大明官场为之震怖！
于谦得知消息时，正在兵部值房。他手中的笔跌落在案牍上，溅起一片墨渍。
他闭上眼，长长叹了口气，脸上掠过一丝痛心与无力。
他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了。皇帝用最粗暴的方式，撕破了君臣之间最后一丝温情脉脉的面纱。
自太宗皇帝以后，除了谋反大逆，皇帝极少对高级文官动用死刑。
朱祁镇此举，打破了延续二十多年的潜规则和政治默契。
文官们的恐惧迅速转化为了集体的愤怒和巨大的屈辱感。这不是对待士大夫的方式！这是暴君所为！
次日清晨，奉天门早朝。
朱祁镇本以为经过这次严厉的惩戒，底下应该是一片鸦雀无声、战战兢兢。然而，他错了。
钟鼓声余音未歇，以内阁剩余成员为首，六部九卿、科道言官上百名文官，齐刷刷地出班，然后——扑通一声，全体跪倒在地！
黑压压的一片绯袍玉带，跪满了丹陛之下的广场。为首的阁老须发皆白，涕泪交加，以头叩地，声音悲怆而决绝：
“陛下！擅杀大臣，国朝未有之惨事也！自太宗仁皇帝以来，何曾有过无罪而诛士大夫之君？”
“陛下今日此举，寒天下士子之心，毁祖宗百年之成法！”
“臣等泣血恳请陛下，下罪己之诏，收回成命，抚恤忠良之后！”
“否则……否则臣等便跪死在这殿前，无颜再见天下读书人！”
“请陛下下罪己诏！”
“请陛下收回成命！”
百官齐声高呼，声震殿宇。这是一种沉默的逼宫，一种以集体意志对抗皇权的极端行为。
朱祁镇惊呆了。他看着脚下这些平日对自己毕恭毕敬的臣子，此刻竟敢如此集体胁迫自己！
他的脸色由青转白，猛地站起身，指着殿外的群臣，气得手指都在发抖：
“反了！都反了！你们这是要逼宫吗？！你们跪着？好！那就跪着！朕看你们能跪到几时！”
说完，朱祁镇一甩龙袖，在宦官惊恐的目光中，竟直接转身，怒气冲冲地要退朝了！
欲将上百名跪在地上的朝廷重臣，直接晾在冰冷的宫殿广场上。
此行为代表着皇帝与整个文官集团的决裂，在这一刻，公开化、白热化。
阳光逐渐升高，照射着广场上跪得笔直却又无比悲凉的身影。
一些年老体弱的官员已经摇摇欲坠，但无人起身。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
于谦站在跪倒的同僚们身后，身形挺拔。
没有跟着跪下，他的眉头紧锁，目光扫过跪地的百官，又望向御座方向，眼神无比凝重。
他心知肚明，皇帝这一步，看似威严，实则彻底输了人心，将无数中间派甚至温和派都推向了对立面。